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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申宁:甲午战败的历史解读

更新时间:2014-08-13 20:39:44
作者: 刘申宁 (进入专栏)  
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百姓可以自由议政,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人们有了一个言论空间。另外,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产生,研究什么的都有。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清廷才有可能出现“戊戌变法”。

   近代中国的几次重大的进步,都是在战败之后到来的,未来的中国不应该重走这条路,不要等待被战争打败了再来改革。每一次在国家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一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道: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战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走“中体西用”之路,发动了洋务运动,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搞了明治维新。这一时期,做为国家自强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中国和日本的那一代人,都同样值得尊重。

   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日本对此认识非常清楚。他知道,东亚狭窄,容不下像中国这样大块头的崛起,这决定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故而日本抓住时机,迅速实现了向近代国家战略的转变。而清廷则懵懵懂懂,直到国家覆亡也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中国历代不乏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但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能够上升成为国家的战略意志。在晚清近代化大变局的过程中,李鸿章提出过非常重要的主张。1874年底,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筹议海防奏折》,他在这个奏折中呼吁清政府关注海防建设,希望清廷在海防建设上大量投入经费。

   李鸿章为此曾三次进京,其中一次和慈禧太后当面谈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建海军。不仅要组建舰队,而且还要在沿海的重要口岸修筑炮台,以防止中国东南沿海口岸被洋人入侵;第二主张裁减绿营。当时清军绿营有120万人,这些军队在对付太平天国时就已经显示出它的无用,李鸿章主张将它撤销,重新组建一支使用洋枪洋炮武装的现代化军队。第三设立海军衙门。这个海军衙门统管所有海防事宜,包括组建海军、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建邮局、建铁路、开矿山等等。另外李鸿章说,建海防需要人才,要派人出去留学。当时的科举取士当然不能改了,他想搞一个特例,让搞洋务的人也可以走科举之路。这些主张的核心便是“内须变法”。这里李鸿章所提的“海防”是个大海防,是国家国防的总概念。

   但是,当李鸿章将这个奏折报给清政府时,朝廷意见分歧非常大。左宗棠也上了奏章,要求朝廷收复新疆。当时在新疆西部一些土地被俄国人支持的阿古柏部落占领,左宗棠认为新疆是祖宗曾经收复过的土地,不能在我们的手里把它丢掉。最后是由军机大臣文祥拍板,一票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他认为土地才是疆土,海洋不是国土,与其把钱扔进海里,不如把钱用在版图上。李鸿章的意见因此没有被朝廷所采用,这也说明李鸿章在清政府内部权力格局当中,当时还不是举足轻重的人,他的运作和主张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挠与制约。

   不去做定性的分析,仅算一笔经济帐。清政府当时一年的总收入是白银7000万两,左宗棠西征花了7700万两,是清政府一年多的财政收入。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建海防所用的全部经费是2130万两。李鸿章用这笔钱建立了一支舰队,并维持到甲午战争。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的时候,是世界排第六位的海军力量,几乎和美国并列。美国海军的建设仅比我们早了两年。1888年中国建成了北洋舰队后,清政府再也没有为海军拨款,也没有扩大舰队、更新装备,这使中国海军的实力渐渐衰落下去,甚至不敌日本。

   由于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亚洲第一海军强国”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10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只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李鸿章组建如此强大的一支舰队,也就花了2000多万两银子!假设把左宗棠西征的7700万两银子全部投到海防上,清廷可以再建三支这样的舰队,就能实现李鸿章当年设想的,拥有战舰60艘。那样,中国可以有北海舰队、南海舰队、东海舰队、还可以有一支联合舰队,巡游中国的海疆。如果有这四支舰队驻守中国的沿海,中国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哪个国家也不敢欺负中国。也许中法战争不会爆发,日本人不敢跟我们打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也得认真掂量一下。如果中国是亚洲最大的海上强国,日本人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了满洲又发动“卢沟桥事变”,然后把战火烧到珍珠港,这样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但是,历史已没有也许!

   近代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然而清廷却不再在东南沿海设防,把大量的经费用到了西北边陲。清廷坚持这样的国防战略,中国的海疆能不被洋人打破吗?靠大刀长矛武装的旧式军队能挡住洋人的进攻吗?海疆是近代列强进入中国的最大门户,是最大的危险之地,中国近代的几次侵略战争都发生在海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因为中国没能守住东南沿海,港口不断被洋人入侵,中国接二连三失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慈禧赶到了西安。清廷一次次地战败投降,一次次地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深渊。近代的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总数共达12亿两白银!12亿两白银,等于西征和海防全部经费总和的12倍!朝廷拿不出1亿两白银去建海防,却可以拿出了12亿两白银去支付战争的赔款,真是匪夷所思!

   而日本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

   300年前,彼德大帝说,俄罗斯一定要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所以俄罗斯300年间都在寻找出海口,寻找一个不冻港,最终选择了中国的旅顺。甲午战败,中国把辽东半岛割给了日本。俄国随即联合法国、德国共同干涉,让日本把辽东半岛退了出来。当中国用3000万两银子把辽东半岛赎回后,立即被俄国占去,用来发展它的太平洋舰队。

   从海上走向世界,这是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的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这种大陆情绪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力集中后,就要征韩;二是发生自然灾害后,就会出现对外动武的声音。福岛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就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想永久占领中国,它学习满清入关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其实是“扬州十日”的翻版,它即便不发生的南京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其他地方,这一切都来源于日本的对华战略。

  

   自伤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在外则为疆臣首辅李鸿章。中法战争时恭亲王被罢黜,只剩下李鸿章独立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

   李鸿章所进行的非常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是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抵倭人举国之兵,原因何在?答案就在于在于中国的内耗太大,内耗的危害甚至大过了外来的战争。

   这种自伤从体制上来说分为两种:一是古老的皇权制度被破坏;二是李鸿章与政敌翁同龢的政争。

   在那场对抗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从前朝戚继光那里学会了组建军队的方法,并由此形成了军队的私有性质,这便是“兵为将有”。这一新的制度在皇权专制下的大清,延伸出了一种新的权重关系,成为恭亲王、李鸿章解决晚清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前提条件,这一方面体现为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这场全国性运动,另一方面,这种怪异的运动必然遭到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双重竞争,其内耗和内伤必然超过想象。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溢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首先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内轻外重、满轻汉重。这一切皆始于创造“同光中兴”的名臣曾国藩。在“兵为将有”的状态下,北洋参战,南洋则未必介入。李鸿章明白,战争一旦失败,其手中无兵,自然失权。故而避战保权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理性选择。

   在甲午战争中各地督抚唯求自保,多不愿出兵出力出钱,故而形成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抗倭人举国之兵。李鸿章既要外抗日本,又要内战清流。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体现的则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波折。

   除了体制的原因,这种内伤还强烈地表现为主战派对李鸿章的倾轧。学界最为关心的挪用海军军费问题就最直接的体现了这种矛盾和斗争。

   慈禧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费用?历来说法众多。其实所谓的“颐和园工程”实际分为两个部分:先是三海工程,即紫禁城的南海、中海和北海的大修;再是颐和园的维修与改造。据清人箫一山估计的费用是总计3000万两,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凭空猜测。根据姜鸣的研究:1885~1995的10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这部分款项事后已经指定专款归还。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衙门经费不超过750万两。

   1882年,办事认真的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对清廷200年的库存收支重新核算,弄清了清廷的家底,户部账户上多出了700万两余款。当时,慈禧要动用此款修建颐和园,阎敬铭不同意。1888年,阎敬铭因与慈禧交恶而去职,户部尚书由翁同龢接任。

   翁同龢上任后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昆明湖换渤海”。期望通过满足慈禧的要求,以颐和园换权力,实现早日归政光绪。而翁师傅的“以昆明湖换渤海”的设计,同时将自己巧妙地摘出,使人忽视了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做法直接体现了其为官的心思缜密,权衡算计。翁师傅实在不简单。

   但是,今天在后人看来,这是拿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力做交换。当时,光绪能否真正执政,取决于慈禧能否放权。而能否放权,又取决于颐和园能否让慈禧安心养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在翁师傅设计的这条利益链中,各方均有安排,唯一受损的就是北洋海军。

所有的思想观念。对于政治中人,远远没有政治利益更具有决定力。翁同龢对于光绪帝,此时的真正利益需求是:掌权、立威。甲午年,面对日本寻衅,虽然传统的中国士子翁同龢的思想基础和认识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却幸运地遇到了皇帝要“立威”的机会。翁师傅对其学生王伯恭说:吾正欲试其(李鸿章)良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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