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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思想道德教育不必意识形态化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精选(第四辑)》序言

更新时间:2014-08-13 16:54:15
作者: 李培根  

  
当一位院长电话邀我为他们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精选(第四辑)》作序时,我还不敢贸然答应。及至她当面向我介绍那些大学生的社会调查活动之后,我欣然应允。

   人格教育之重要性自不待言,古今中外之教育家都非常强调。然而,诚如我在某些场合已经表达过的,当今中国大学的人格教育是有缺陷的,至少存在以意识形态教育遮蔽人格教育的倾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教师和学生们心里都清楚。如果实事求是,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只是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下,人格或者思想道德本身的光辉显得暗淡了。

   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要社会主义,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最大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不允许敌对势力借意识形态挑战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的稳定。但我们完全应该自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了广大民众利益的,它应该不仅易于为中国民众、而且也易于为世界民众所接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应该反思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及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尽可能地用普世的理念和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还是把意识形态的色彩涂抹在一些普世的观念上?哪种方式更容易令学生接受?

   也不是说,不要意识形态教育,只是不要意识形态化!

   我想到比尔.盖茨在哈佛的讲话:“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这里有意识形态吗?没有。这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吗?符合。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想想,当我们试图向年轻一代传递类似思想或观念时,有必要一定要涂抹上意识形态色彩吗?

   我感到欣慰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生动活泼的一面,该书中收录的社会调查即是最好的例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部分12级的大学生在2013年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所形成的社会实践报告,当时他们还是一年级学生。学生们调查覆盖的范围颇广,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可以想象,学生们不仅从自己亲身参与的调查中得到应该收获的果实,而且还能从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中,分享另外自己未曾参与的社会调查成果的盛宴。

   不妨让读者也来分享这盛宴中的些许佳肴。

   “说明大学生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实践,亲身体验,才能真正的去了解国家政治,培养出正确的个人政治价值观。”(余娅婕)

   郭书挺、黄星悦、刘婷等作了“关于中国年轻的社会机构发展现状调查分析”,其中一段令他们感动的话:“在这个信任缺失的年代,是什么让陌生的你我如此相信对方?那四百多个在追梦网上点下支持的朋友,其中绝大多数我们素未谋面,在此之前,我们的生活也许未曾有交集,但你们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与我的项目发生关系,那个最后按下鼠标的动力来源于哪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在哪,但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彼此是那么熟悉?即使答案不是唯一,但我相信‘梦想’是一个选项。那一个我们共同分享的梦想。” (经典成功项目的发起人阿菜在他的感谢信《致那些还相信梦想的朋友》)

   可爱的学生们(周 浩,陈典香等)还发现了农村土地流转中所存在的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封闭,转出对象亲缘化;土地流转期限短或期限不定;农村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中转出户经济效益低;流转信息不畅通;土地细碎化、分散化以及梯式分布;土地流转中承租农户存在短期掠夺式经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土地不仅具有农业生产的功能,还承载着农民生活保障的功能)。

   胡蝶等调查了广西贵港市覃塘区近年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情况。令我惊诧的是他的结论:“教育均衡究竟是‘削峰填谷’还是‘造峰抬谷’?均衡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相对的概念,任何的教育,只能从绝对的不均衡,发展到相对的初步均衡或者叫基本均衡,然后再发展到不均衡,再发展至基本均衡,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述的动态过程。同时,教育均衡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是,教育均衡一定不是限制发展而是共同发展,不是平均发展而是分类发展,不是统一发展而是特色发展,不是短期发展而是持续发展,不是孤立发展而是协调发展。不以牺牲优秀为代价,不以消除各学校、各地区的主体特色为代价。”

   不必一一列举了,这些问题还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比尔.盖茨就主张,大学生应该关注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对类似上述问题的关注,就能够说明那些大学生们是富有情怀的,相信这样的社会调查在他们人生成长的历程中将留下深深的印迹。即使他们发现的问题之前已经被其他人发现了,但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调查发现,其意义和认识深度是大不一样的。诚如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人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寻者。”另外,配合社会调查,教师可以给学生介绍相关的辅助读物,学生自己也可以寻找进一步的阅读资料,从而对某些社会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如此而得到的收获,岂是基于思想政治课教材的授课可比?

   学生们在社会调查中所得出的结论,精神思想上所受到的洗礼,价值观得到的升华,从目标效果上言,应该是符合党和政府的期望与要求的。然而,与常规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所不一样的是,大学生们所表现出的热情、自觉、喜爱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在现有的教育框架中,以他们的智慧,进行了最有意义、最有成效的探索。老师们作为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们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并取得优秀成绩的同时,还承担了全校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的理论教学、活动组织以及报告批阅修改的工作。应该向那些老师们表示敬意!

   总之,大学生们经过调查的结论,其实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理论”的,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只是给学生灌输那些理论时,尤其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说教时,学生们会是什么心态?当我们告诉学生们,那些都是中国特色时,学生们会如何反应?

   我相信,在信息如此畅通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年轻的大学生们会以他们的智商、通过他们的社会调查、辅以相应的阅读和学习,进而更好地认识“中国梦”,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某些理论家们意识形态化的诠释。

   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于北京

   (此乃原文,书中序言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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