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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更新时间:2014-08-13 10:34:39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对于前者,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19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是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中国同样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中国。而且,《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时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 and Saks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的程度不比中国现在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么样?现在回头来看,苏联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中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复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的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前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则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在中国的转型的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地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维迎那样认为,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 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维迎等人会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像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中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不断在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那些以为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主张中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的制度转型还不彻底,按这种说法中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也都和中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和先验的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和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是,是内生于保护补贴违法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因此,让我更加相信中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的、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则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改为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是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维迎和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問題。”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是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做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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