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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历史距离我们有多远

更新时间:2014-08-12 01:44:34
作者: 黎学文  

   黎学文:历史距离我们有多远

   一直以来,我怀着摆脱蒙蔽的强烈愿望,执着地寻访各种有关四九年后中国社会状况、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从书籍到图片,从电影到绘画,对于“文革”结束后出生的我和我的同龄人而言,成长期的教育对这段历史的灌输,除了谎言之外便是一片空白。我不相信那些灌输,只有去拼命寻找一些“另类文本”。在求学期间,我节衣缩食地去寻购这些文本,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从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到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从朱学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到筱敏的《成年礼》,无论是学者的思想礼记,还是作家的灵魂记录,对于苦苦寻觅真实的我来说,它们首先是历史,是活生生的过去情境的记忆复活,是我无法亲历的那段时空的细节再现,是促使我寻求理解现在、构想未来的一把把钥匙。在阅读中,我不仅体验到求知求真的快感,更重要的是:我捕捉到一丝一缕地颤动的历史纤维,它们联缀在一起,使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灰暗时空慢慢鲜活起来,使那些被扭曲、被篡改的幽暗岁月逐渐裸露出真实的面目,使渴望探知历史真实的我获得了对过去的“些微了解”,填补了我在成长期一段段思想空白。然而,这些“另类文本”给予我的“了解”,却仅仅只是社会生活局部或个人特定情境下的刻画记录,对于整个四九年后尤其是“文革”这部“当代史”,我无法找到完整、全面、真实、深刻的记录文本。为人们所熟知又让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对四九年后特别是“文革”的真正的历史研究不在文革的发生地,却是在海外。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青年人,我们看不到对上演于此的法西斯暴行的历史描述,我们不知道所谓“惨绝人寰的浩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劫难和滔滔罪恶!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由于各种难以述及的现实困境,在我们的出版界出现了奇特的现状:一方面是大量伪史、谎言以精装锃亮的面目充斥坊间,大行其道,招摇过市,另一方面是揭露真实,描绘真实的史迹荒芜寥落,无法寻觅。哲人们尝言: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个人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幼童,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一个可耻的民族。更何况我们的历史曾是那样地屈辱、荒诞与卑鄙!如果说逃避真实与沉重能换来暂时的苟活,在遗忘与虚无中能够洋洋自得的舞蹈,那么遗忘历史确实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这只是庸人们自欺欺人的遁词,是拒绝面对黑暗者卑怯的退缩,是玩世者被权力蒙蔽和愚弄后的假像。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存在。尤其是像“文革”那样影响深远的民族劫数,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个人,都有知晓其全部真实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容忽视的,不容剥夺,不容湮灭的。它构成了人的自由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是人获得对母邦的了解、认识的必经之途,同时也是个人得以摆脱幼童状态,得以成长、壮大、发展的坚实基石。

   在成长的旅程中,我苦苦寻觅却只获得了一些零星的残片,我无法获得知晓自己母族真实历史的权利。像一个暗夜中的跋涉者,凭借几粒星光的牵引向前驱驰,而随之却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盲暗。我常常只能是悲愤又悲愤。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读到了对徐友渔先生的红卫兵研究专蓍的介绍。由亲历者撰写的红卫兵研究蓍作,是我一直寻觅、渴望读到的。我急冲冲地拨打了许多电话,托友人四处寻觅代购,结果确是无人曾经见到更没有读到。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三十多年前那些红卫兵们,是怎样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那段被称为民族劫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讲,对于我仍然是一个谜,一个欲解而无法解的谜。

   时光仅仅过去了二三十年,昔日狰狞怪诞的一切,仿佛退缩到历史后台的最深处,似乎它们都并未发生过,只不过是固执的寻觅者们无事生非的自找麻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也许我们这些“余生也晚”的后辈青年,永远无法获知对过去的真切了解,更谈不上深刻的剖析与反省,面对那些沉沦在天幕不远处的林林总总,也许我们只有抑制住回眸的冲动与渴望,仅仅凭借一点粗浅的理智,莽莽撞撞地往前赶?

                                     2002、10、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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