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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义:制宪行为结构与宪法性质——以1954宪法和1787宪法制订过程为核心

更新时间:2014-08-09 21:53:28
作者: 韩秀义  

    

   摘要:  虽然影响宪法性质的因素众多,但制宪行为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若将制宪行为假定为一个结构化存在,那么制宪目标、制宪资源和制宪策略就是构成制宪行为的主要元素。对于1954中国宪法和1787美国宪法而言,正是因为在制宪目标(“巩固”和“建国”)、制宪资源(“他有”和“自有”)和制宪策略(“义理先定”和“规则先定”)方面存在重大的分野,才影响甚至决定了两部宪法的不同性质。因此,不论政治宪法学宏观上的政治立宪主义主张,还是微观上的制宪权研究导向,都切中了中国宪法问题的要害。只有准确解释中国宪法的性质,政治宪法学才能为中国宪法相关问题的展开提供资源支持;也只有对中国宪法性质走向做出合理展望,政治宪法学才能为中国宪法相关制度的设想提供目标指引。

   关键词:  制宪行为结构;制宪目标;制宪资源;制宪策略;宪法性质

    

   中国宪法性质定位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宪法各种研究倾向发生争论的核心原因或症结所在。因为一国的宪法性质不仅在宏观上标示着该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也在微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国宪法的实施方式及现实作用。从既有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者往往对中国宪法性质问题暂时性地强行搁置,而径直从自身的学术偏好出发对中国宪法性质做出单一的、理想化的假定,进而去谋划中国宪法实施的各种对策。可问题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策设想究竟有多少学术意义,恐怕值得再反思和再考量。在再反思和再考量的过程中,既需要把宪法性质问题置于核心地位,也需要从制宪过程角度去进一步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决定着一国宪法的性质。

    

   一、目标、资源和策略:分析框架的简要解释

   制宪过程就是制宪行为的展开过程,制宪行为的直接成果就是一部宪法的产生。因此,对一国制宪行为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一国宪法性质为何如此的解释。常识表明:行为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换言之,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结构化存在。

   对于构成制宪行为的结构性因素而言,笔者将其简略地概括为制宪目标、制宪资源和制宪策略或手段。所谓制宪目标,主要是指制宪主体欲图达到的目的或效果;所谓制宪资源,主要是指在实现制宪目标的过程中制宪主体所可利用的各种力量、机会与参照对象;所谓制宪策略,主要是指制宪主体在使用制宪资源实现制宪目标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与方法。

   在这三个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简而言之,即是:制宪目标影响着制宪资源的选择与制宪策略的运用,所以,制宪目标具有引领与定向的作用;制宪资源影响着制宪目标的选择与制宪策略的运用,所以,制宪资源具有支持与限定的作用;制宪策略影响着制宪资源的选择与制宪目标的实现效果,所以,制宪策略具有限定与决定的作用。制宪主体以制宪目标作为引领与定向标,调动与运用制宪资源,选择相应的制宪策略,从而使一国的制宪行为呈现出独特的形态,进而也决定了该国宪法的文本结构和宪法的性质。

   之所以使用制宪行为结构来分析中国1954宪法和美国1787宪法的制订过程,主要原因包括:其一,学界通常认为,1954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并且认为现行的82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54宪法的回归,所以,解释1954宪法的制订过程就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会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其二,1787美国宪法不仅以其稳定性和独特的实施方式而著称,而且由于中国相关学者的阐发和鼓噪而形成了在中国“言宪法必称美国”的学术景观,所以,解释1787宪法的制订过程,就不仅能够窥见支撑美国宪法稳定的原因为何,也能够提示:如果要借鉴甚至模仿美国宪法的相关制度,那么借鉴甚至模仿的前提应是什么,或者说,如果搁置对1787宪法制订过程的历史讨论,那么,对美国宪法制度的借鉴甚至模仿会不会倒果为因进而一厢情愿?

    

   二、“巩固”和“建国”:制宪目标的不同定位

   关于1954宪法的制订目的,当时的宪法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总结斗争经验;二是保障我国人民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①]1954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制宪目的做了如下说明:现在,社会主义已经不只是先进人们的理想而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并且已经不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是在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建设着的美好的现实,它正在逐步成长和壮大,它将逐步在我国取得完全的胜利。[②]由而,1954宪法制订的目标或目的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宪法形式确认中国革命的成果。这种确认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要将“新中国”和“旧中国”明确地区分开来,还要将1954宪法所规定的“中国”与《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中国”区分开来。对于解释1954宪法的制订目标,后一种区分可能更加重要。本来,《共同纲领》的制订已经初步完成了“建国”的任务,但为什么制宪主体还要通过新的制宪行为去创生一部宪法?对于这一问题,陈端洪教授的解释是:

   社会主义国家制宪权的行使并没有放弃对人民意志的程序诉求,其正当性既有实质的一面,也有程序的一面。实质的正当性就是阶级性,体现为国体;程序的正当性就是选举,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结果,社会主义的宪法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坚持代表机关至上,二者之中以国体优先。1949年召开全国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形式正当性不足,但实质正当性充分。[③]

   对于这种解释,可能还有再解释的必要:如果1954宪法制订的程序问题获得了解决,那么可否认为这部宪法就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了呢?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制宪主体依然持有“临时性”的观点,比如周恩来就认为:“因为宪法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的宪法也是现阶段的宪法,将来还会提高”。[④]既然1954宪法仍然具有“临时性”,就说明《共同纲领》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其程序性不足所致,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必须要通过《共同纲领》的规定而到历史中去寻找。《共同纲领》规定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国体结构,很显然这一内容无需改变,但《共同纲领》同时还规定了“四个阶级合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⑤],而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实质就是“联合政府”。在民国政争中,不论是“宪政”还是“联合政府”,都已超出了其本来的含义,因而都具有了手段性和权宜性特点。所以,历史学者才会指出:“联合政府的提出,就是对一党训政的否定,就是对现行国家政体的否定,一句话,就是对旧有的政治秩序的破坏。”[⑥]当“政治”不再需要这种破坏作用时,“宪政”或“联合政府”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尽管“国体优先”没错,但政体要与国体匹配也是“硬道理”。以此观之,《共同纲领》中的“政体不纯”恐怕才是其被替代的核心原因,“纯化政体”自然就会成为1954宪法制订的基本目标,而“纯洁化”本身就是区分的重要手段[⑦]。

   第二,通过宪法形式来促发人民的政治认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与激情。在这个意义上说,1954宪法的制订更可能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动员手段。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积极性。[⑧]

   在这一意义上说,1954宪法与其说是一部法律,不如说是动员人民迈向社会主义理想或目标的“宣言书”,只不过这种宣言是以法律为表现形式。既然1954宪法承载着理想和激情,就有可能为另一种更炽烈的理想和激情所替代。所以,1954宪法的临时性主要并非源于立宪技术问题,而是由对既有革命成果的“巩固”与“扩展”方式使然。

   不论1954宪法对以往革命成果的确认,还是对未来革命激情的促发,其在制订目标上都是一种“巩固”,而这种“巩固”是一种具有“建国”色彩的对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整。需要指出的是,1954宪法的制订目标不仅体现在对国内秩序的巩固上,还体现在对与苏联盟友和信赖关系的维护上。据沈志华教授的研究,通过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虽然收回了苏联在东北地区的特权与权益,但这种结果肯定深深得罪了斯大林,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在1949年初断然拒绝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的建议。[⑨]为了修补中苏之间的信任裂痕,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是决定入朝作战,另一方面是听取斯大林的建议提前制订宪法。制订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便能够在形式上使得中国及早进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⑩]

   1954宪法的制订目标,已经决定了该部宪法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制宪目标之下,1954宪法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再强化。

   对于美国1787宪法的制订目标,尹宣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发起制宪的人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成堆,至少有两个最为突出:一是能否不通过武力,而通过谈判,通过立法,把革命和战争时团结拢来、胜利后却分道扬镳、各自愈益伸张主权和独立的13个邦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二是如果能联合,能否把这个政府设计得尽量合理,让组成政府的人们,如麦迪逊所说,各以自己的ambition去制约他人的ambition,达到一种接近平衡的状态,把政府难以避免的恶,抑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至少,是个共和国,永远埋葬君主制?[11]

   在麦迪逊的记录中,或许弗吉尼亚的制宪代表伦道夫先生颇长的意见更能具体说明1787年宪法的制订目的,其中的核心观点是:

   实质问题,是我们死守邦联方案不放,还是实施建国方案。前者的不足,通过以往的实践,已经充分暴露。要建立一个总体政府,只有两种模式:第一,武力统一,第二,通过真正的立法。武力统一已被指为不切实际,耗费钱财,对个人残忍。而且,一旦使用武力,就免不了同室操戈,血流成河,动乱四起,生灵涂炭,最后,是训练他们去为野心效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国家对个人立法的方式,这是邦联议会无法胜任的。把这些权力赋予邦联议会,结果是立法、行政混为一体,违背常理......只有全国政府,如果构建得恰如其分,才能解决问题;他请求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目前已是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再不展开这场机会难得的试验,人民又会陷入绝望之中。[12]

由此,或可简单地认为,1787宪法所要面对的都是紧迫的、现实性的问题,这样,1787宪法的制订目标就不会为某种意识形态或高远的政治理想所支配和所左右,从而务实地探究建立全国政府的必要性,从可操作的角度去探讨全国政府(联邦政府)的结构及不同机构之间的权能划分,去探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由于1787宪法是要解决是13州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1787宪法就需要获得大多数邦或州的认同,从而能够使该部宪法发挥规制作用。但由于制宪代表所代表的各州在主权方面具有平等性,而且都有自身的利益关切,所以,正如尹宣先生所描述的,“制宪会议虽然开了116天,代表们仍然只能对一部分问题达成明确的妥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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