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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义:制宪行为结构与宪法性质——以1954宪法和1787宪法制订过程为核心

更新时间:2014-08-09 21:53:28
作者: 韩秀义  
体现于联邦宪法中措辞清晰明朗的条文;对一部分问题形成大体的共识,表现为联邦宪法中笼统含糊的条文;对一部分问题始终达不成协议,只好把这些内容从联邦宪法条文中隐去”。[13]尽管1787宪法并非是有关建国问题的完备性规定,但其法律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等性质已经基本具备,已经为1787宪法的规范化品质奠定了基本的前提性条件。

   制宪目标的差异,在总体方向上已经决定了1954宪法和1787宪法的不同性质,而这种宪法性质的差异也体现在制宪资源和制宪策略当中,同时,宪法的不同性质亦为不同的制宪资源和制宪策略所强化。

    

   三、“他有”和“自有”:制宪资源的有别使用

   关于1954宪法制订过程中所依托的资源,张晋藩教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五四宪法》不仅注意纵向(本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注意横向(国际历史)经验的吸收。由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国家根本制度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宪法所依据的原则也大致相同,因而这些国家的制宪经验,摆在横向参考的优先位置。例如,‘五四宪法’的结构,就接近于苏联1936年宪法的结构。关于总纲、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三章的某些条文,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规定。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宪经验和各式各样的宪法,在《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也进行了参考和比较。[14]

   这种关于1954制宪资源的解释虽然较为概括,但至少透露出,在1954制宪资源中,“他有”而非“自有”的资源占有相当的地位。

   为了明晰“相当地位”的确切内涵,有关1954宪法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田家英的史料颇值得关注。田家英去杭州起草宪法草案时,带了两箱子书,并认为,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15]关于1954制宪资源,这一历史信息至少透露出两点:一是制宪主体自身缺乏足够的制宪资源;二是为了弥补制宪资源的贫乏,主要使用了他有资源,并且他有资源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也说明,“他有”资源在1954制宪过程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由于缺乏“自有”资源而更多地使用了“他有”资源,致使在对1954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制宪者往往不能自主性地对宪法的义理展开分析和解释,而使关注的方向停留在语词的选用和个别条文应处的位置等层面。比如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一条款时,田家英总结了对这一条的三个意见:一是主张在人民民主之下加“专政”二字;二是主张在“人民民主国家”之上加“多民族”三字;三是地方上有的主张加“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程潜的意见是“我意不必修改,因为人民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许徳珩的意见是“这一条不要修改,‘多民族’三个字不用加在这里”;李维汉的意见是“就维持原文吧!(大家没有别的意见)”。[16]这种(些)情况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中比比皆是,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自有”资源的贫乏,一方面会导致对“他有”资源借鉴的概念化、笼统化和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制宪主体对中国最为基本、最为现实问题缺乏应有的务实性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性讨论。[17]由“他有”资源作为主要支撑的1954宪法恐怕只能解决中国发展道路、权力体制的改变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问题,而作为宪法核心的“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也只能附着在这些宏大叙事之上,最终导致了权力集中程度和公民权利保障程度的不相称和脱节。可见,在制宪过程中,基于制宪目标的指引,中国制宪主体更多地使用了“他有”资源;由于“自有”资源的匮乏,制宪主体在客观上也只能更多地使用“他有”资源。对制宪资源的这种选择,又使得1954宪法的意识形态性质得到了高度强化。

   关于1787宪法制订过程中所依托的资源,任军锋博士的观点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宏观上的线索:

   也正是150年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乡镇生活经验,决定了18世纪美利坚革命深层的保守性,它的目标在于捍卫久已形成的以乡镇为载体的民主习惯:人民主权、对不当统治的反抗权、无代表权不纳税、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公约、自然权利、权力之间的钳制平衡......这一系列现代政治学理和观念与其说出自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文本,还不如说是乡民生活经验的长期积累在观念上的折射。《独立宣言》所宣示的“自明真理”之所以能够激起殖民地人民强烈的精神共鸣,并非是他们对某种时新观念或意识形态情有独钟,而是基本对《宣言》所列举的英王对殖民地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状”的感同身受......1780年,在马萨诸塞,新的邦宪条款的制定可以说是参加制宪大会(convention)的代表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乡镇民众不断讨论斟酌的结果,其中大、小乡镇之间围绕邦议会代表权、行政职位的设置、司法权的地位、邦与各乡镇之关系等现实议题的争论正是7年后费城合众国立宪大会的基础和“预演”。[18]

   据此,可否认为1787宪法制订过程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是制宪主体自身所拥有的“自有”资源?从任军锋博士所使用的重要概念与表述(如“乡镇生活经验”、“感同身受”、“预演”)来看,可以给出肯定性回答。

   为了使得这种肯定性结论能够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回到1787制宪过程去寻找相关实例就显得尤为必要。尽管1787制宪会议以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而拉开制宪序幕,但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依然有不同的制宪方案提出。如在6月15日的制宪会议上,由佩特森先生提出了“新泽西方案”;[19]在6月18日全体委员会上,汉密尔顿提出了自己的制宪方案(即“汉密尔顿方案”)。[20]不论制宪方案的多样化是来自于提出者的个人判断,还是代表了各邦的利益要求,都至少表明制宪者是在自有资源的基础上谋划与塑造着1787年宪法的面貌。

   在1787年宪法的制订过程中,制宪者在提出相关制宪意见时,虽然不乏比较视野(如将美国同英国、荷兰、古希腊、古罗马甚至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比较),但在这些比较中,其中一点既醒目又值得强调,即对自身特性的关注和揭示。比如在辩论“行政官应由一个还是一人以上担任”这一问题时,威尔逊先生的意见是“还是由一人担任行政官好,赋予这一职务以当机立断的能量和责任。不列颠君主的特权,并非定义行政官权力的恰当指南。君主特权中有一些属于立法性质。其他特权还包括宣战、媾和等等。按他(指‘威尔逊’——引者加注)的理解,行政官仅仅应有的权力,就是执行法律,任命与立法无关、也不由议会任命的官员”;[21]而在作为反对者的伦道夫先生则坚持“坚决反对把行政权集于一人(unity)。这是君主制的胚胎。我们的动机,并非以英国政府为原模,统治我们的头脑。不过,他(指‘伦道夫’——引者加注)的意思,也并非全不参考那个杰出的网状结构。倘若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要抄袭那个原型,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起而反对;不过,美利坚人民固有的禀赋,要求建立一种不同的政府形式。他不明白,行政官何以需要巨大的生机、决断和责任,这些,如果说无法在三个人身上找到,那么,也无法在一个人身上找到。行政部门应该独立。为了维护行政部门的独立,就应该由一人以上组成”[22]的看法。这些不同意见中尽管都提及了“英国”,但“英国”并不是作为效仿的对象,而是揭示自身特性的参照。虽然最后的1787年宪法在行政权的设置上反映了威尔逊先生等人的主张,但宪法赋予了议会宣战权、弹劾权等权力,何尝不是对伦道夫先生等人对君主制担忧的规范表达?不以他有资源为圭臬,而以对自身特性的挖掘为指针,这种论证方式可以说贯穿了1787年宪法制订的整个过程。

   实际上,对自身特性敏锐务实的洞察,不仅体现在对政府形式的考量上,还体现在对政府所坐落的社会基础的解释上。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平克尼先生针对“第二院”(即“参议院”)组成问题在6月25日做了长篇发言,其核心观点是“联邦的人民,或许是我们接触过的人民中最独特的”。[23]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24]:一是在财富的拥有上具有极大的平等性,所以,就不存在如英国那样的等级划分;二是社会的每个成员几乎都享有通向最高职位的平等权力,所以,出身、财产等因素就少有区分和排除功能;三是整个社会成员基于对政治权利的感受而具有社会主权存续的条件,这种权利其实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权力”[25]。既然美国如此独特,那么在政府形式的设计上就需要充分依托和反映这种独特性,[26],而在联邦和各邦的关系上就需要承认各邦政府的有效存在,否则总体政府就无法有效存在[27]。这种关于联邦和各邦关系的认知,再加上对美国社会独特性的揭示,至少在资源和逻辑上成为了美国联邦议会制度设计的认识论基础之一。

   1787制宪主体对自有资源的强调和倚重还体现在制宪代表对个人经验的反思性使用上。限于篇幅,这里只做简要的列举性提示:在讨论联邦两院问题时,马萨诸塞制宪代表格里先生说“自己过去是太共和主义了,虽然现在还主张共和,不过经验告诉他,这种一味拉平的共和精神是多么危险”;[28]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巴特勒先生坚决主张由一人担任行政官,而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有在荷兰的亲身经历,荷兰人受到外国人入侵威胁时,一群军事头目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一个头目把军队调去守卫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个人又照顾自己的那一部分”。[29]如此等等。

   由于在1787宪法的制订过程中,制宪主体更多地挖掘和利用了自有资源,所以,美国宪法就是一部在相当程度上契合美国社会状况的原生宪法,宪法的原生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的内生品质。又因为1787制宪目标是“建国”,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去解决所面临的具体的、现实的、紧迫的问题,所以,这些自有的、内生性的制宪资源就给美国宪法的规范性品质注入了相对坚实的、具有操作可能性的丰富内容。

    

   四、“义理先定”和“规则先定”:制宪策略的差异选取

   制宪策略的选取,既决定于制宪目标的定位,也决定于所利用的制宪资源品质。如果制宪目标是“巩固”,就会导致制宪资源的相对固定化,这就意味着只能选取“讨论性”的制宪方式;如果制宪目标是“建国”,并且没有一个具体的建国蓝图,就会使得制宪资源呈现开放性和多样化特点,这就意味着只能选取“辩论性”的制宪方式。笔者将“讨论性”的制宪方式称为“义理先定”的制宪策略,将“辩论性”的制宪方式称为“规则先定”的制宪策略。

   1954的制宪策略是“义理先定”。所谓“义理先定”,就是指在制宪过程中基本与核心问题不能改变,而只能对其加以论证。根据相应的史料,“义理先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宪法起草的方向先行确定。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的内容,1954宪法起草的工作方向是: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宪法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凭空臆造。

   1.宪法必须记录我们国家现在的实际情况,反映我们人民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总结这些变革的主要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把人民革命固定下来。

   2.宪法必须根据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经济关系(国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要求,指出我国人民为着实现这个要求奋斗的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30]

1954宪法草案的起草方向在表象上包含了两个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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