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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军:微博直播庭审对侦查法治化的可能意义

更新时间:2014-08-05 09:30:07
作者: 周长军  
迁就外来干预和压力,“配合”侦控机关的追诉活动,做出“疑罪从轻”或者“疑罪从挂”的处理。至于被告人是否冤枉、违法侦查行为是否受到应有的程序性制裁,则通常只有被告人一方关注,社会公众因缺乏了解和兴趣而很少置评和监督。

    

   三、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翻转侦审关系的“利器”

   综上可见,在传统侦审格局下,法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对存疑案件的无罪判决基本上是镜中月、水中花,冤错案件的防范底线由此一再失守。因此,翻转侦审关系,打破公检法流水作业的一体化诉讼运作模式,让法院找到制裁侦查违法、规约侦查行为的勇气和底气,并解除其后顾之忧,就成为中国刑事诉讼应当解决而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重中之重的课题。

   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可能和希望。通过微博全程直播,把庭审过程中的举证、质证、辩证以及法庭辩论情况都公之于众,让公众了解双方的争议焦点,使得控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以及指控主张不仅要经受来自于法庭上辩护一方的质疑和挑战,而且要接受法庭外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判,由此,对于侦查取证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是否应当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以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否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所有关心此案的人无论是否到庭审现场旁听都能全面掌握和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对于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遭受了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或者对证人、被害人的询问笔录上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或者没有注明制作笔录的时间、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等在过去法庭上经常被辩护一方提出质疑的问题,控方如何回答、法庭如何调查和裁决,都通过微博直播出去。如果说在审判公开相对有限的传统诉讼实践中,即便是在侦查粗陋、事实存疑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也有机会和能力通过协调取得法院的定罪判决;可是社会公众由于对案件庭审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而通常不可能有什么批评性的反应,那么,微博全程直播庭审无疑会改变这一局面。由于社会公众已经通过微博直播知道了案件的证据瑕疵与事实疑点,因而法院很难无原则地迁就侦查、公诉机关的追诉行为,⒂否则会引火烧身,招致公众舆论的质疑和抨击,这就为法院改变长期以来不得不为不规范的侦查行为“背书”以致形象日趋下滑的境遇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抓手”。换句话讲,微博全程直播庭审有望从根本上翻转实践中扭曲的侦审关系,强化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和庭审的中心地位,使得法庭真正敢于和能够制衡侦查行为,进而倒逼侦查活动的文明化、法治化。

   在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案件中,裁判文书的直播系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社会公众已经通过庭审微博直播明白了案件事实和法律的争点,因此,法院为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取得社会、当事人对裁判结论的信服,就必须慎重对待判决书的写作,就辩护一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指控证据和指控主张提出的质疑、对庭审程序指出的问题以及对定罪量刑问题发表的辩护意见,判决书都要进行充分的回应,并证成判决结论的正当性,而不能再像过去的格式化裁判文书那样对辩护意见不予理会或者一笔带过。相应地,如果庭审中已经查明存在违法的侦查取证行为或者庭审调查难以排除合理怀疑,在社会公众的全面监督之下,法官再想无原则地配合和迁就侦控机关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撕下面子,排除瑕疵证据或者非法证据,贯彻罪疑从无原则,势在必然。薄熙来案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该案的庭审情况通过法院的官方微博全程直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撰写了长达5万字的判决书,具体归纳了辩护方在庭审中提出的20个质疑性辩护意见,并一一进行了回应,说明了哪些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哪些辩护意见予以否定的理由,取得社会公众对判决结论的认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倒逼功能在李庄案“第二季”⒃中有充分的展现。据媒体报道,在此次审判中,律师陈有西依托“陈有西学术网”和新浪微博,进行动态与总结并行的平行传播。庭审当天,陈有西的电脑上共打开了5个窗口:自开庭之时就对李庄案内幕持续进行深度披露的杨海鹏微博、陈有西自己的微博、李庄“漏罪”案涉及到的法条、华龙网以及律师斯伟江的辩护词。⒄陈有西的微博在全部转发重庆官媒“华龙网”的网络直播之同时,通过其掌握的证据和辩护律师的观点,同步展示了辩方和李庄本人的观点、事实和证据,还转发了大量社会舆论的观点和评价,使得真相越来越清楚,“全国人民都知道警察搞砸了,构陷入罪,不得不撤诉。”⒅

   不仅如此,在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案件中,由于有社会舆论的强力支持,对于法院不讲情面而依法独立做出的裁判,侦查、控诉机关无论如何不满也只能予以接受。长此以往,坚持将微博全程直播庭审制度化地推行下去,能够渐渐消解传统侦审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型塑庭审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进而倒逼侦查活动的法治化和公诉活动的规范化。“凤凰网”对裁判文书公开的如下评论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其中的深意:“用公开倒逼整个审判流程,回归纯粹的法律判断,对权力的干预有阻挡,建立制度性的防御,让公开的力量来帮助司法的改革。”⒆

   由此可见,庭审微播全程直播表面上是法院审判公开形式与时俱进的发展,实质上是法院为化解判案的内外压力、翻转传统侦审关系而采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举措,其真谛是倒逼侦查行为,助推侦查的法治化。

    

   四、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隐忧:在法益侵犯与舆论误导之间

   微博直播庭审存在全程直播和部分直播之别。前文的分析表明,只有全程微博直播才可能真正起到倒逼侦查法治化的功能。与此同时,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即时性和紧急性传播特点也决定了直播中可能会出现文字错漏、立场偏颇、侵犯隐私、泄露秘密等风险。此外,由于庭审微博直播活动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因而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考量,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所有的刑事庭审都进行全程微博直播。由此,科学规划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主体和案件范围,合理控制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信息发布,确保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准确、客观和公正,防止造成不当的“舆论审判”或者侵犯隐私、泄露秘密等风险,就成为微博全程直播庭审以倒逼侦查法治化的重要一环。

   (一)法院以外的主体能否微博直播庭审?

   在我国当下,由法院的中立性、专业性、便利性等所决定,法院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微博直播,有广泛的公众认同基础,而且在制度层面得到了确认。薄熙来案的庭审微博直播广受好评即其证明。

   不过,与薄熙来案由法院官方微博直播庭审的情形不同,前述李庄案第二季庭审的直播主体则是多元化的,既有法院指定的网络媒体,也有法庭内外的律师。可见,律师乃至律师以外的诉讼参与人、法庭旁听人员能否对庭审进行微博直播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这方面,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大法官伊格尔·贾吉爵士(Igor Judge)于2011年12月14日发布的微博在庭审中使用的正式意见可资参考。该意见是:将旁听庭审的人区分为记者、法律评论员与普通公众,前两者无需获得法庭的许可,就可以直接用微博来传播庭审情况;而普通公众由于欠缺必要的法律训练,需要取得法庭的许可才可以发布微博。⒇据笔者视野所及,我国还没有普通公众进行庭审微博直播的实践,但律师、记者对刑事庭审进行微博直播的并不鲜见。不过,官方和学界普遍认为,受职业利益驱动,律师对庭审的微博直播容易片面化和情绪化,有误导舆论、扰乱庭审秩序之虞。比如,2012年贵州黎庆洪涉黑案在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审理时,参与辩护的多名律师在法庭上通过微博直播庭审情况,对此,有媒体指出,“律师直播的内容多为质疑法官和公诉人行为的合法性。”(21)另有学者明确表示,律师“庭审直播行为是典型的利用网络科技人为影响审判的行为,不管是从国内外法律制度上,还是从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上都是被排斥的行为。”(22)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9条对包括律师在内的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新闻记者除外)的微博直播庭审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即“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在赋予媒体经法官批准后的微博直播庭审权利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完全禁止律师微博直播庭审的行为则有待商榷。因为尽管律师微博直播庭审确实可能会因与案件的利害关联性而出现选择性直播问题,即多发布或者只发布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或者发布具有主观偏见的评论,但同时要看到,法院或者经法院同意的媒体对庭审进行微博直播也未必一定客观、公正,他们为了引导舆论,同样可能会选择性直播,以致出现直播信息的失衡。(23)对此,除科学制定微博直播庭审的规范,对法院或者经法院同意的媒体微博直播庭审设定严格的侵权责任追究机制外,由律师或记者同时进行微博直播也是相当有效的平衡和制约措施。如前所述,在李庄案第二季的庭审中,一些律师和记者通过微博直播庭审对官方直播进行纠偏,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综上分析,无论国外的立法和实践如何,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对于律师微博直播庭审的行为不宜一律禁止,而应当将官方与律师的微博直播庭审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竞争性的制约实现案件信息发布的平衡性和全面性。具体而言,由于我国新闻媒体的独立性不足特别是司法素养未必到位,因此,对于刑事庭审的全程微博直播,近期应当采取以法院直播为主、媒体直播为辅、律师直播为制衡的做法。为防止片面化的直播活动对舆论形成不当影响,当法院或者法院许可的媒体对庭审进行微博(网络)直播时,也应当允许律师进行微博直播;当法院或者媒体未对庭审进行微博(网络)直播时,律师也不得微博直播庭审。至于当事人,则不应赋予其微博直播庭审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当事人有利益倾向,更重要的是当事人通常不具备专业素养,无法保证庭审微博直播的客观与准确。此外,法庭旁听人员也不能作为庭审微博直播的主体,究其原因,要者有四:一是,不专业;二是,容易移情于庭审一方当事人,较为情绪化;三是,缺乏职业伦理规范的约束;四是,如果众多的旁听人员都通过微博直播庭审,则很难保证正常的法庭秩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何种主体进行的微博直播庭审活动,都必须遵循如下规则:不能妨害庭审秩序;拍照和录像时,必须关闭闪光灯和快门的声音;不能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不能泄露庭审中获知的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不能发布具有主观倾向性的评论等。违反上述规则的,法庭应当予以纠正或制止,情节严重的,直播者还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

   (二)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案件范围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或者应当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笔者的看法如下:

   首先,微博全程直播庭审应当限制在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范围内。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依法不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不能微博直播其庭审情况。

其次,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范围必须在综合权衡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成本的考量以及倒逼侦查法治化的需要等方面的基础上加以确定。据此,我国当前可以重点对以下几类案件的庭审进行微博全程直播:一是,侦查活动可能存在瑕疵或者事实存疑、法律不明的案件,比如“严打”或者“专项犯罪治理行动”中破获的重大但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方面有争议的案件。二是,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或者较为敏感的案件。从实践中看,越是敏感案件、上升到政治维稳高度的案件,公安检察机关越容易乱来,其庭审活动也越需要通过微博全程直播,以便让侦查、公诉中的“乱来”行为曝光于大众面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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