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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改革开放前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回顾

更新时间:2014-07-27 21:33:48
作者: 王炯华  

   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他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他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这与毛泽东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郭沫若明确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他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他还"特别重视"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氏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其时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协调,与郭氏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蔡文姬》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江青已经被关进秦城监狱,郭氏便将此句改为:"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后"改为"妃",这一字之易,却也从侧面说明郭氏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颇堪玩味。

   郭氏名义上替曹操翻案,实际上是承"圣意"而应时。他将曹操如此附会和现代化乃至当代化,正好体现学术"奉上"、仰承"圣意"和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路向。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曹操及其事业就是毛泽东及其事业,因此,其史学研究和剧作学术也就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并能得到毛本人的欢心和认同。

   这种仰承"圣意"而应时的史学研究除了秦始皇、曹操、武则天一类帝王将相的翻案风,还有吴晗的朱元璋和海瑞研究,即使其费力不讨好、成为文革导火线、最后付出自己生命代价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回应毛泽东要宣传海瑞精神的应时之作。

   在文革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一贯尊孔的冯友兰于1973年11月撰写两篇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冯氏对孔子反戈一击,果然大受欢迎,并由此成为风云人物,开始他"文革"后期先荣后损的特殊经历。《北京大学学报》同一期发表这两篇文章。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光明日报》还加"编者按''连续两天转载这两篇文章。一发不可收拾,冯氏又连续发表《从我个人的体会谈批林批孔与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孔老二的"拨"和走资派的"扭"》。最后,他的批孔论文以《论孔丘》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晚年冯氏对此痛悔不已,深刻反思,多次提及,说他这个失误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其实仍然是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反映。因为他对孔子的反戈一击不仅正好符合当时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政治需要,而且因为他是长期尊孔的学术权威,他的反戈一击尤其具有"份量"和"说服力"。唯其如此,冯氏受到毛泽东的推重和江青的青睐,作了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顾问,粉碎"四人帮"后又需要他"说清楚",并且一度过不了关。

   其次,学术意识形态化是人文社科学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战。

   反右以后,中国学术界同文艺界、教育界一样不得安宁,各种论战此起彼伏,但不管学科门类和论战主题如何,无疑都具有学术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哲学为例,关于思惟与存在的同一性论战尤其发人深省。

   《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郭月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最概括的表述"。他强调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承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区分哲学中的可知主义不可知主义的标志;(二)由于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解各异、解决殊途,又把唯物主义的可知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可知主义根本区别开来了"。他不指名地引述杨献珍《什么是唯物主义》讲稿中批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客观上为"'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某一思维产物的现实性'提供了理论根据","说明了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逐步与大跃进合拍"。

   这年秋,杨献珍应《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约稿撰写《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这是为了反驳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三版"同一性"条目对毛泽东《矛盾论》不指名的攻击而写的。杨氏认为这是苏联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论》所说"矛盾的同一性"混为一谈,因此,应当区分两种不同范畴的同一性。他同时批评《光明日报》哲学副刊讨论不可知论的文章和《哲学研究》郭月争的文章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认为"硬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原理归之于恩格斯,乃是对于恩格斯的一种诬蔑。"他强调"绝对不能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为唯物主义的命题,更不能用它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认为弄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之唯心主义实质"不止是在划清唯心唯物的界限,清算中国的马赫主义哲学思想上有重大意义,即在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往往以感想当政策,或者满足于纸上的计划,不去检查实际执行的情况,这也就是把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实在的世界"。不言而喻,他指的是"大跃进"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杨氏此文不仅被陈伯达和康生打入冷宫,而且康生趁毛泽东游泳时直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回答"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杨氏吃惊不少。他说:"我感到,原来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现在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提法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改变了"。

   1959年10月11日,于世诚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原理吗?--评郭月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原理,它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这个问题不仅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彻底解决,而且已为哲学史的事实所证明。郭文的观点只能引起思想混乱。?

   《哲学研究》1959年11、12期合刊转载了于世诚的文章。到1960年春,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论争文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的这一阶段,尽管观点尖锐对立,基本上仍是学术之争。但是也已带上政治色彩。在1958年中央党校的反右斗争中,杨献珍严厉批评哲学教研室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持不同意见的教员;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受到陈伯达、康生的注意,不仅他应陈伯达约稿的那篇文章被打入冷宫,而且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讲稿中以贪心的狗衔着一块肉过桥看到水中的狗也卸着一块肉,因而丢掉口中的肉去抢水中那块肉为例说:"什么叫'思维与存同的同一性'?就是认为水中的肉的影子与狗的口中的衔的肉是同一东西"。他的这一段文字已被摘登在中宣部的一份内部刊物上,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存照。还有,郭月争和于世诚都受到他们所在地区和单位的批判,而解除对郭氏批判的是康生给安徽省委的电话,解除对于氏批判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得到杨献珍关于论争原委的说明。而由于康生、陈伯达的介入,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又变成了对论争一方杨献珍等人的政治围攻,最后则演变为对杨献珍一方的"革命大批判"。?

   《哲学研究》1960年第3期发表主要是关锋艾萨克仁兴署名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此文盛气凌人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倾向之争,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旧的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争。世诚同志的观点,明显地表现了二元论倾向和形而上学,明显地表现了他站在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立场"。此文不指名地批评杨献珍的观点说,凡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都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不符合,都是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这种观点"违背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违背了思维达到与存在相符合的过程的辩证法"。这"不但不利于人们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反而束缚人们的手脚,不敢大胆去实践,或者成为在群众运动背后'指手画脚'的理论基础"。它"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用这种观点观察大跃进,就会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就会把我们前进中的暂时的缺点看作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问题而大喊大叫,就会对大跃进作'吹毛求疵'的挑剔,以至否认大跃进"。因此,"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实际上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当他们用这种哲学观点观察实际生活时,经常起着有害的作用,以至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当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斗争中,关锋等人的观点无疑是对杨献珍一方政治围攻的开始。实际上,杨献珍此时也因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已经在党校接受批判。?

1960年4月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正式(按:此前是在内部刊物)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改版,将此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改译为"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这样一来,"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成为唯物主义了。这种显然不利于杨献珍一方的改版,表明了有关权威部门对这场论争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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