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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海滩、城墙、互联网:公共资源的未来

更新时间:2014-07-27 13:54:24
作者: 胡波  
这方面的实例已不少。虽然版权法将其保护范围限制在思想的表达,而不是思想本身,但实际上权利人可能利用版权制度控制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批评意见。版权对思想和表达自由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思想世界没有“公共地悲剧”问题。知识、思想、信息这类东西不同于物质资源,不具有物理上的排他性和损耗性。一辆好车你开走了,我就没法开;对有体物而言,你用我就不能用,对物的占有是排他的。知识、思想、信息并非如此,你用我也可以用,无数人可以同时分享。而且这东西不会损耗,不是像自然资源那样越用越少;相反,对知识、思想和信息而言,用的人越多,其价值发挥越充分,可谓越用越多。正因为如此,在思想这片“草地”上,不存在过度放牧的担忧。思想的“青草”是吃不完的。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没有人会因为他人占有了思想的全部而导致自己占有的减少。他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个构想,我自己的并不因此减少,正如他从我这里对火,点燃了他的蜡烛,照亮他自己的同时不会使我陷入黑暗一样”。(杰斐逊1813年写给艾萨克·麦克弗森的信)

   那么,思想世界有没有“激励缺失”的问题呢?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只有赋予创造新的知识产出的人对其创造的知识产品以某种财产权,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知识产品,从中获得经济利益,才能激励更多人投入创造活动,从而使社会获得更多新作品和新技术。没有了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新的思想产出就会枯竭。这一假设被称为“激励论”,是支持知识产权正当性最易被接受的论证。美国宪法的版权与专利条款就是这种理论的表达。

   如果真的“没有激励,就没有创造”,那么在新技术、新作品上设定一种财产权,也就有其必要性。有体物上的财产权制度顺着这个思路,延伸到无形财产领域,形成知识产权制度。但是,近年来“激励论”受到很多质疑。一是在有些非洲国家,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后也没见激励出什么创新。倒是专利导致药品费用昂贵,大量艾滋病患者买不起药品,面临死亡威胁,是不争的事实。二是财产权利也未必是驱动作者和发明家创新的主要动力,至少不是激励创作的唯一动力。莱斯格在书中就举了自由软件运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放弃软件版权利益的情况下,还是有那么多的人用业余时间写出那么好的软件,其成果甚至可以和微软的windows分庭抗礼。这一事例说明人的创作动机是复杂的,激励论将其过于简化了。

   当然,知识产权肯定有激励作用,只是作用的范围、条件与方式问题。莱斯格之流发动的是批判知识产权运动,而非反知识产权运动。主张彻底废除知识产权制度者毕竟是少数。在网络世界,同样有控制与自由的平衡问题。单一的财产权控制体系不好,完全按照公共资源体系来运行也行不通。知识产权没有不行,但也要保留公共资源。这与物理世界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平衡点有差别。在物理世界中,财产权的逻辑是主要的,公共资源只限于海滩、城墙这些特例。思想世界则相反,多数应该保留为公共资源,知识产权则只限于特定的某些情形。这其中的道理,用博伊尔所说的“公有领域”概念来表达异曲同工。大多数知识和信息处于公有领域的海洋,大家公用共享;只有少数知识产品成为财产权控制的客体,犹如点缀于汪洋大海中的岛屿。

   按照莱斯格的观察,不是知识产权,而是公共资源,才是网络创新和发展的源泉。这个结论不知道读者信不信,反正许多做计算机的专业人士是相信的。我和本校计算机系的老师聊到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他们的反应是,“这东西没法保护。软件的代码大部分都是共用的,真属于自己写的核心部分不过就几行或几十行”。你可以说他对于知识产权的理解不对,但也有可能是我们不理解软件和网络这个新世界。我不敢肯定莱斯格的观点绝对正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网络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完全比照物理世界中的财产权逻辑来解释网络世界一定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网络世界的公共资源正在被蚕食鲸吞。揭示财产权的控制体系如何渗入,逐渐吞啮掉公共资源,这正是《思想的未来》一书的主题。全书的结尾甚至以“杀戮正在发生,我们却无动于衷”来提请读者的关注。这是公共资源的共通问题:国有资产由于权利人不到位容易流失,公共资源没有权利人,更容易成为那些追逐财产的恶狼捕食的对象。糟糕的是,知识的公共资源没有什么自卫的武器,赤手空拳面对的敌人却是微软和好莱坞这样的庞然大物。这幅场景就像几只饿狼扑入羊群。公共资源的受益者是普罗大众,但是却很难凝聚成反抗的力量。

   物理世界与网络世界的情况也有些区别。前面说了,物理世界中财产权是一般规则,公共资源是例外。所以自由和控制的斗争只限于海滩和城墙这样的局部问题。无论姓社还是姓资,只要承认市场经济,就不能否认财产权制度为经济生活之常态。在有体财产领域,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在海滩和城墙上的分歧多少有点不痛不痒。

   网络世界则不同,公共资源是一般规则,知识产权规则是例外。控制体系想要吞噬的是作为主体的知识公共领域,所造成的结果是整体性的颠覆和完全的失衡,将根本改变知识生产的生态环境。而且在这个领域缺少基本共识。批判知识产权运动举的是信息自由和知识共享的大旗,知识产权捍卫者信奉的是作为自由主义基石的财产权观念。这不是规则之争,而是价值之争和伦理之争。

   另外,网络世界知识公共资源被控制,造成的后果更严重。海滩和城墙被圈起来,公众不过是要出点钱。而按照莱斯格的分析,网络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全靠代码层面网络架构采纳的“端对端”原则保证了网络平台的开放、中立和共享,也依赖内容层面公共领域提供的自由使用的创作素材。一旦这些公共资源沦为“知识财产”,受控于大公司,将从根本上扼杀创新。这正是莱格斯担忧所在。他甚至据此悲观地描述了思想世界所面临的“黑暗的未来”。

   莱斯格所虑并非杞人忧天。原本以鼓励创新为己任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反而出现阻碍创新的现象,这在生物和电子技术领域已有实证证据。在哈丁“公共地悲剧”论文发表30年后的1998年,赫勒和艾森伯格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以“反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为主题的论文,说明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由于某一技术领域存在数量众多的专利权,导致后续研究和开发无法进行。(Michael A Heller&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 Deter Innovation?: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280 Science. 1998)“公共地悲剧”是无产权的公共草地被过度利用,而“反公共地悲剧”则是过多产权细分的技术领域导致知识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二者恰好相反。如果“反公共地悲剧”成为普遍现象,那不仅是知识产权的悲剧,也是互联网的悲剧和思想世界的悲剧。

   《思想的未来》英文版出版于2001年,迄今正好10年。这期间围绕互联网和知识产权发生的论争愈演愈烈。各路学者精英纷纷对此发表高见,许多公众也参与讨论。互联网的知识产权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受到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加入批判知识产权运动队伍的人不少,甚至在中国也有方兴东等人响应。(方兴东等,《我呼吁》)另一面,也不乏替知识产权辩护的大腕,《读书》杂志2011年第2期刘晗的文章就介绍了赫尔普林针对莱斯格的论战。(刘晗:《参与式互联网与数字野蛮主义》)。

   海滩和城墙的未来大体可以看得见,变也变不到哪里去,最后不过是收不收钱和收多少钱的问题。思想的未来、互联网的未来、知识产权的未来以及知识公共资源的命运,将如何呢?虽然这十年口水仗打得唾沫横飞,技术变化也很快,但在知识产权制度和互联网的运作模式方面却还没有清晰可辨的变化趋势。套用段永朝的话说,争论还将继续,事情才刚刚开始。

   不过,未来也许没有莱斯格预言的那样悲观。至少在我跟踪研究的专利法领域,一些好的变化苗头似乎正在萌芽。在《思想的未来》一书中,美国联邦法院完全被描述为大公司寻求控制的帮凶。审理好莱坞案件较多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甚至被讥笑为“好莱坞巡回上诉法院”。自上世纪后期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成立以来的二十年,法院确实奉行“亲知识产权”的政策,成为知识产权扩张和公共资源收缩的助推器。但最近十年来,在专利法领域似乎出现了相反的变动趋向。联邦法院对Bilski案、KSR案、eBay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判决,都在限制专利保护范围和强度。这是否意味着知识产权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思想的未来也许没有那么悲观!毕竟,莱斯格等人的参与和批评就是影响未来的变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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