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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司法公开

更新时间:2014-07-27 12:39:40
作者: 高一飞 (进入专栏)  
需要考虑若干因素,如公众对该案的潜在兴趣和审判的持续时间。[9]

   审判公开第二项内容是判决的公开。判决的公开是指判决可以为任何人知晓。判决的公开首先要求任何判决都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10]其次,任何人都可以主张公布判决的权利,即该权利并不仅为当事人所享有。[11]如果判决只能为特定群体所知晓,或必须根据特别的利益才能查阅判决,[12]就违反了《公约》第14条第1款的规定。第14条第1款的历史背景和措辞都显示出,这一规定中对静态公开的保护要强于对审判的动态公开的保护。

   从第14条第1款的措辞来看,在规定了动态公开的三种例外情形之后,接着规定“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这表明即使在不允许新闻媒介和公众出席的审判中,判决都必须被公开,除非保护少年的利益或者案件与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相关。[5]《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了判决公开的两项例外:保护少年的利益,或者案件与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相关。另外,判决公开的例外与法庭审判公开的例外之间有着某种逻辑联系。比如说,如果为了当事人私生活的利益而将公众排除在审判之外,那么对判决的某些部分保持秘密就是正当合理的需要,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判决中不指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公布判决的删节版本来完成。[13]

   由上可以看出,公开审理指法庭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庭的情况下通过对证据调查、采纳活动等一系列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处理的诉讼活动。公开审理形式上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为公告公开,即要提前公开案件的名称、所涉及的犯罪指控,被告人身份、法庭审理的时间、地点、法庭组成人员等信息;另一方面为审判过程的公开,即为公众旁听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允许任何个人进入旁听以及允许新闻媒体记者在场予以报道等等。除例外情况以外,公开审理不应只限于某几种人旁听,审理过程中除了法庭评议等法律和规则规定的情况之外,全部审理活动应当允许所有人旁听。

   公开判决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开宣判,即对案件的定罪量刑的结论公开。二是公开裁判的文书和依据,即判决书和判决理由公开。公开审判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开审判的内容也可以概括为公告公开、审理过程公开、宣判公开、判决书公开四个方面的内容。

   就公开审理而言,被告人可以放弃其得到公开审理的权利,但不能放弃出席审理的义务。在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可以在审理之前作有罪答辩而使对事实的审理没有必要,法庭可以不经审理而直接判决。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放弃了得到公开审理的权利,公诉方免除了证明其有罪的责任,法庭免除了开庭审理进行询问和交叉询问的责任。这种做法减轻了司法的负担,提高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没有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因为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事实已经满足了公众对其“有罪或无罪”的知情权,从而公众也不需要再旁听审理过程。[14]

   审判公开的上述内容,并不包括诉讼材料和证据的公开,也不包括审判以外的诉讼听证的公开、执行公开、审务(审判管理活动)公开。但从公民知情权来看,审判以外的其他司法信息都应当公开。

   (二)司法公开的例外

   公开审判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下对这一权利可以进行必要的限制。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法庭审判必须向新闻媒体和一般公众公开,不得将法庭审判公开的对象限定于特定群体。[6]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了法庭审判公开的三种例外,在这三种情况下,法庭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第一种例外是民主社会中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第二种例外是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第三种例外是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

   道德的理由是指如性犯罪之类的情形;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庭内的秩序;国家安全主要是指涉及重要的军事秘密。[15]第一种例外中的这三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的限制成份“民主社会”,即只有在民主社会的原则被遵守时(加以强调说:“有此需要时”),才能导致法庭审判的不公开进行。[7]这是寻求在闭庭审判时避免武断裁决的一项限制。

   当事人的私生活系指家庭、父母或其它关系,例如子女监护权等,公开审判可能会损害这种关系。

   公众可因司法利益而不能出席审判,但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并以法庭认为绝对必要的程度才适用。这方面的例子如旁听者情绪性的反应危及了审判的持续进行等。[16]

   公开审判不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遵循不公开审判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实施不公开审判制度的出发点与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公开审判是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强调和坚持的一项普遍性原则,联合国若干司法文件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或体现。除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之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2款(b)项(7)还规定,缔约国应当确保任何“儿童的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8条规定,有关司法机构“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该规则第21 条规定:“对少年犯的档案应当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应仅限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者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少年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

  

   三、国际准则对司法公开的新要求

   (一)应当最大限度的公开

   作为知情权基础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就是“最大限度公开”的原则,它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公共组织持有的一切信息都应当公开,除非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有必须优先考虑的理由,才可对信息保密。信息自由为政府的公开透明奠定基础,政府应以最低的收费、最大的限度向要求获得信息的任何人提供信息——尽管大多数法律对于提供涉及国防和外交关系的信息都有例外的规定——这是政府的应有义务。

   国际非政府组织“第19条组织”[8]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第19 条原则)中提出一套原则,确立了信息权立法的最佳实践标准。[17]这些原则的基础是国际及地区性法律和标准,也包括国内法律和标准(尤其是国内法和国内法院司法实践中体现的准则),以及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普遍原则和法律。其中第一条原则即为“最大限度公开”原则。

   最大限度公开原则意味着信息权的范畴必须广泛,该原则既关系到相关信息和机构的范围和种类,也关系到可能提出维权要求的个人。联合国准则的表述更加明确,它指出:“公共机构具有发布信息的义务,每一位公众都有相应的接收信息的权利;‘信息’包括公共机构掌控的全部记录,且不限于任何保存方式”。联合国于2001年通过的《奥胡斯公约》[9]对信息所下的定义同样非常广泛,涵盖了“书面、视觉图像、声音、电子或任何其它物质形式的全部信息”,当然,与该公约的目的相一致,其定义范畴限定为关于环境的信息(第2(3)条)。《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建议书》[10] (The COE Recommendation)采用了更加审慎的方法,将“官方文件”广泛定义为“以任何形式记录,由公共权力机构起草、获得或掌控的所有信息”,但是其范畴限定为与“任何公共或行政功能”相关的信息,并排除了处于准备阶段的文件(第1项原则)。实际上,很多国家法对信息的定义都非常宽泛,同时也有少数国家根据使用情况对相关信息的范畴进行了限定。[18]

   《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第4条原则指出:“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并具体要求:g.对信息公开的豁免,尤其在法律中,应予以谨慎规定,且其范围应在国际法所允许的程度以内。所有豁免应服从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即当且仅当信息公开的潜在公共危害大于公共利益时才能适用豁免;h.不公开信息的举证责任归于信息持有者;i.若新近拟定之文件因特殊原因被设为保密或机密,在经过一段合理期限后也应采取措施使其完全公开。

   (二)电子形式的公开是司法机关的义务

   电子技术的发明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较早的国际人权文件和其他国际准则中没有针对电子形式信息公开的专门表述,比如“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之二)这一条中的“任何其他媒体”当然可以包括电子形式,但是,国际准则并不强调或者要求电子形式的信息公开。

   近年的国际性文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在会议结论之“5”中指出:“新技术为信息公开提供了极大的潜在便利,但在获取和管理数据上的诸多限制不利于许多人受益于新技术。”

   2008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所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联合国电子政务2008调查:从电子政务到互联治理》(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08:Frome-GovernmenttoConnectedGovernance )[19]中特别强调了“连接性治理”(Connected Governance)的概念,并将其视作电子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连接性治理强调通过政府内纵向与横向间协作、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等网络关系实现地方性、国家性和跨国性协同与整合,被普遍视为电子政府最成熟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8—2009:网络世界的灵活性》[20]中也指出,要实现无所不在的服务提供,需增强系统连接性的宽度和深度,从流动性走向无处不在的连接。与此相呼应,其他多个国际评估报告中都体现出无缝隙连接、跨部门协同与整合、合作伙伴网络、整体性政府等理念。到2009年6月止,各国政府首脑和高级部长在联合国的讨论会上呼吁采取行动加快电子政府的进程。到2009年10月,50多个国家承诺用共计26000亿美元用于电子政府建设。[21]

   (三)鼓励司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要实现法庭审判的公开,缔约国应当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条件。[22]在Van Meurs v. the Netherlands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强调,公开审判是一项缔约国应当承担的义务,该义务不取决于当事方的任何请求。为了实现法庭审判的公开,缔约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必须以便于新闻媒体和公众出席庭审的方式来设计。对于缔约国来说,公开审判包括了如下义务:法庭必须使公众可以获得有关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并在合理的限度内,为感兴趣的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至于何为合理的限度,需要考虑若干因素,如公众对该案的潜在兴趣和审判的持续时间。[23]

在缔约国为确保审判公开而应当承担的义务方面,欧洲人权法院也有明确的表述:只有在公众能够获得有关审判日期和地点的信息和公众能够进入该地点的情况下,审判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在许多案件中,审判在一个足够容纳旁听者的普通法庭中进行的简单事实就可以完成这些条件。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发现,在普通法庭之外进行审判,尤其在监狱这样的地方,一般公众不得进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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