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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克文:中国的资本主义有精神吗?

更新时间:2014-07-25 12:35:42
作者: 阎克文 (进入专栏)  

   作为开制度主义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师,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则系统地审视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游戏规则的理性化,而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一套最重要的理性化游戏规则。它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既往的法律制度,一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欧的法律体系发轫之时就重视契约,最初大概是为了规范经济行为,后来则覆盖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其核心是划分权利的边界和义务的限度,尤其是通过法理契约确定世俗权威的政治权力界限,这个前现代时期的文明成果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达到了颠峰状态,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准宪政”,韦伯认为英国是当之无愧的楷模,结果是任何世俗统治者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平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得到了理性的司法保障,国王非法作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败诉,更何况还有宗教权威、宗教法庭道德监督与审判的巨大压力。理性的游戏规则自然会令人产生理性的预期和安全感,这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显著。新教徒能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自然也就有理有据,现代公民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直至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制度,都可以从这样的理性搏弈中找到历史渊源。

   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同样相反。秦代以后形成的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保证了统治者拥有无限制的法定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被统治者承担了无限制的法定义务却不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这在私人财产权问题上尤为突出,统治者处置平民财产的高度专断性和随意性,使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投资——都无法得到理性的制度规则的保障,即便历史上时有所见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因此而常常难以为继,或者使工商业活动常常面临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只有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依靠和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无序交易才有可能实现资本积累,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典型的“政治资本主义”,显然,这绝对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条件。

   韦伯理论无可置疑地说明,现代性不等于经济层面上的、更不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因为它不单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文明形态,而没有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则是舍本逐末,很可能还是缘木求鱼。自从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为了寻找数千年未有之大对策,我们这个共同体已经支付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却至今仍在浑水里摸石头。也许,历史上唯一可与新教徒勉强类比的一支力量,就是1949年以来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然而,除了价值理性的坚定程度令人尊重以外,他们与新教徒却只有根本性的差异: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信仰共同体,更不打算通过坚定的尘世苦修走向上帝获得自身的救赎,而是坚定地要自己充当上帝、让别人通过尘世的苦役被他们救赎;他们始终把整个社会都看作自己的财产,根本不需要也不容许存在私人财产权;所以,他们不会变成私人资本家,只能变成“国家资本家”,虽然是抽象的集体人格资本家,但却是唯一的资本家,其他人全都无处可逃,只能任由他们生杀予夺;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谓有计划的“无政府”经济,因为他们可以完全不计成本——从货币成本直到别人的生命成本,更可以完全不顾规则——从公平交易规则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更何况他们还热衷于为了自身的非理性利益而不顾一切地和一切人类文明为敌。终于,作为对现代性过程做出的被动反应,经济意义上的“富强”成了主流价值,随后模仿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卸载了一切道德理想,权力越来越没有心肝,经济也越来越没有廉耻,虽然“国家资本家”分解成了越来越多具象的、多元竞争的个体人格资本家,给不甘任由它生杀予夺的人们提供了夺路求存的机会,但传统的政治资本主义却变得更加老练,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正义和良知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老练的嘲弄、唾弃和践踏。应该说,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资本家”理应自我涤荡的原罪,权且谓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不言而喻,现实更需要制度安排与设计上的自我涤荡,因为只有以其正当性而提供预期安全感的制度,本身的安全乃至文明的进步才是可能的,所以今天更应该说的是,“匹夫兴亡,天下有责”,庶几,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有望精神新生、民族的胸腔里不光有冷血的钞票而且还有不是冷血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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