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贠杰:有限政府论:思想渊源与现实诉求

更新时间:2005-07-21 01:26:42
作者: 贠杰  

  有限政府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背离我国现实需要的政府理念,应予否定8。

  

  (二) 关于对有限政府论的支持和肯定

  

  有限政府论在当代中国也不乏支持者。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有限政府”,应实现由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无限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的变革9。针对学界有人把有限政府论理解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把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看作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甚至是常识上的错误10。另外,还有学者发表了支持有限政府论的专著,如《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等,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证有限政府的必要性。

  

  台湾学者张明贵的《自由论——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把有限政府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因而在其有关自由主义的讨论中大量涉及了有限政府论。在近年出版的各种专著中,可找到对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的大量论证。施雪华的《政府权能理论》,专节讨论了“政府权力的限制”问题,主张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即以不损害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为原则11。张贤明的《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在论述“政治责任的有限性”时,也讨论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问题。他认为,政治责任的范围有限是由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有限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有限政府是法治的要求;宪法和法律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依据,只有它才规定着公共权力行使的边界12。也有学者专文探讨西方早期的以洛克为代表的有限政府论,如《有限政府论:早期资产阶级的政府观念与政制设定》、《论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及其启示》等。另外,近年来国内还出版了不少研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如对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这些著作在评述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他们关于有限政府论的思想脉络。

  

  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的研究比较分散,大多散见于各种研究自由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论文、著作中。像《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比较集中地讨论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的著作,则主要是从经济,即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的角度分析、论证有限政府的必要性。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角度系统分析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的专门著作和论文尚不多见。而且,有关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的分析,无论是经济学角度的还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角度的,主要都是论证有限政府的必要性问题,而缺乏对有限政府理念的普遍性及其在不同国家适用性的评析,对实现有限政府的途径和保证政府权力有限性的具体机制的讨论也显得极为不足或过于牵强,且部分学者的学术立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偏离较远。换言之,目前,有限政府论在学理和实践层面的研究都存有诸多缺陷,这些问题及其背后所体现和表达出的政治利益倾向性,并没有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和深刻的揭示。

  

  (三)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与有限政府关系的思考

  

  从有限政府论的思想渊源看,它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一定的现实根源,而且其在当代的发展始终是与批判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理论密切相连的。从政治诉求看,有限政府论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理论存在着直接的冲突和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其作用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这两种职能都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职能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实质内容就是推动和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离开了政府的这种社会管理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无从体现,也无法保障。与此相反,有限政府理论从维护私有财产权出发,以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旗帜,完全抹杀社会管理职能的阶级性,回避甚至否认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极力强调限制政府权力,反对所谓“无限政府”,其实质在于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哈耶克和米瑟斯等新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但他们并不彻底排斥国家干预。对政府保护私有制和大资产者利益的干预,他们并不主张加以限制。米瑟斯曾经明确地说:“只有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可见,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至上,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其核心作用是维护私有财产权制度。

  

  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对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来说,除了选择雇主的有限权利外,所谓经济自由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惶论其他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理论始终标榜追求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与此同时,却将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直接对立起来,通过其逐渐形成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误导人们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履行政府管理职能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和权利,并通过组织、引导、推进和协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为更充分地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和权利创造各种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正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充分履行应有的管理职能,既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和更充分地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不是可以自发实现的,也不可能在无序中进行,需要始终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靠一定的政治制度及管理方式加以保证。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正确引导,不仅难以实现消除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基本权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目标,而且无法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有必要警惕和排除自由主义理论的干扰,充分履行自己的执政使命和职责,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社会价值观进行积极引导,正确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首先考虑和满足最大多数人民群众需求的同时,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工作也会存在失误和不足。但是,正因为存在失误和不足,才要求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增强执政能力,改进政府管理工作,加强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而不应坠入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理论的陷阱,片面地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和削弱政府管理职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有限政府论的现实诉求

  

  (一) 自由主义观念下的“法治政府”与“宪政改革”

  

  从前面对自由主义思想渊源的探讨中可知,在自由主义看来,“法治政府”是实现“有限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的主要工具。因此,以“有限政府”的理念和模式建立“法治政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诉求。在此诉求下,当代自由主义者明确主张对政治权力的权限范围加以严格界定,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领域的过分干预,主张实行有限政府。

  

  由于有限政府在本质上是“受法律限制的” 政府,因而它在西方也被称为“立宪政府”,有关的宪政学研究就常常涉及有限政府问题。英国学者M.J.C.维尔所著的一部西方宪政理论通史《宪政与分权》,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描述西方宪政思想和实践历史发展的《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等著作,实际上都是探讨西方有限政府理论和实践历史的专论。1974年,卡尔•J?弗里德里奇甚至直接以“有限政府”为标题,发表《有限政府:一种比较》一书,从宪政的角度探讨人与政府的关系,描述有限政府的意义13。国内学者徐升权在《浅论宪政与有限政府》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府是无限政府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可以无约束地做它想做的一切,最终将成为一个专断而独裁的政府、出现独裁者。因此,他指出,有限政府是适合宪政的政府,实行有限政府是法治和宪政制度的要求。他的这种思想在国内学术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如何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阐述和分析西方宪政改革和有限政府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相容性问题,仍然是大多数学术研究中的薄弱领域。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在行政管理领域具体体现为建设“法治政府”,目的是用宪法和法律制度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实现行政管理机关的严格依法行政。温家宝总理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我国行政机关负责实施大部分法律法规,政府必须带头守法、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就是为了使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范畴。作为我国政府改革目标的“法治政府”概念,与那种认为私有制永恒合理、神圣不可侵犯,标榜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理念在本质和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那种把“法治政府”等同于“有限政府”的看法,不仅是对“法治政府”的曲解,而且还会造成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实践的误导,应警惕其现实危害性。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既不能盲目排斥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和经验,又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充分考虑到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基本制度、发展方向和目标上的本质区别,防止被西化理论所误导,特别要警惕自由化以“宪政”、“有限政府”等政治理念,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二) 关于“小政府、大社会”

  

  近一些年来,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的讨论中,“小政府、大社会”之说甚为流行,不仅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种会议,而且在一些部门官员的讲话中也将它作为勿庸质疑的口号予以采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国内学者从有限政府论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是在批判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所谓“全能政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简言之,就是主张缩小政府职能,扩大社会自治功能,即在缩小政府职能和权力、裁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的大量社会、经济事务交给个人、企业或社会中介组织去处理。

  

  从实践层面看,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从一些社会领域中逐步撤出。与此相适应,学界中也出现了批判所谓“全能政府”、把源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当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目标模式的政治诉求。这种理论倾向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现实背景和意义,因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市场机制逐渐代替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必将呈现总量递减的趋势。但是,这种思想倾向至少忽略了以下几点事实:1、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来说,社会管理职能仅仅是国家管理的一部分和一方面,国家职能还包括捍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制度、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功能,而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一味地提倡和宣扬“小政府”而又没有明确的、起码的底线,很容易陷入自由主义的陷阱而导致削弱国家必备的统治和管理能力,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无论西方国家还是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职能都始终处于两种变化趋势之中。一方面,某些管理职能不断分化转移,政府将部分职能和服务移交给一些非政府社会公共组织,有的职能和服务则由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承担;另一方面,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越来越广泛地介入和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宏观领域。仅就中国而言,在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没有充分培育和健康发展起来之前,一味要求限制和缩小政府职能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危险和有害的。3、国外一些奉行“小政府”之说的国家,却控制和支配着巨大的社会财富,从而有效地支撑着它们政府职能的运转。有资料表明,被公认为是“小政府”的美国、日本等国,政府的公共支出分别占GDP的33%和36%,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瑞典和比利时等国,公共支出甚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14。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当代中国而言,正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还远未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权益还要靠、甚至只有靠政府来维护。在这种国情下,主要问题不是限制政府权力,而是政府如何规范行使权力、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问题。在当前阶段,只有克服在政府官员中存在的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腐败现象,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应有的职能作用,才能克服现实存在的某些无序状态,推进经济社会生活朝着平稳、有序、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使广大劳动者切实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小政府”之说,很容易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作用产生误解,把政府的正常职能活动,也认为是不当的行政干预,把必要的公共支出,视为社会负担的加重。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降低政府的威信,使政府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

  

  简单地、片面地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显然不适合我国国情和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无论是我国的立法、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执法部门,都承担着保障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职责和使命;作为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事业负责的政府,肯定不可以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小政府。况且,即便是西方国家,在对政府管理形式和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各国的政治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已经部分地放弃了对“小政府”的追求,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容忍政府权力逐渐扩大的趋势。总之,搬用西方的有限政府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政治实践,不仅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32)

  来源:《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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