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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对新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4-07-22 15:33:56
作者: 李慎明 (进入专栏)  

   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中国坚持得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极大。面向21世纪的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有总体趋缓之迹象,但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和平局面的存在与发展,完全凭借我们尽心竭力去争取。既然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这一问题对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并获得成功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社会革命的显著不同之点。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在相对的和平时期,国家要发展,社会要前进,经济建设则始终是国家各项建设的基础、大局和首要任务。而国防建设决不能过多地占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对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关注比较多,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理解得还不甚深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的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我们党的生命所在,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所在。在人类没有到达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和平,往往是力量均衡或制衡的态势。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最主要的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则是直接体现自然力、科技力等诸要素的经济力。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中、美、英诸国与德、意、日三国对比,人力具有4倍优势,钢铁具有3倍优势,石油的优势更大。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分说明强大的物质基础对于战争的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是战争中,正义一方因军事和经济实力过份悬殊往往失败于邪恶一方的根本原因所在。恩格斯明确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列宁也说过:"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防建设才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防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才可能逐步强大和得到改善。敌人才不敢轻易对我言武,也才可能为经济建设创造和维护一个相对和平态势的国际环境。因此,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我们既不能置若罔闻,只讲和平与发展,也决不能过分夸大威胁的严重性,反应过度,只讲战争,把国家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从而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不发生举国迎敌的局面,我们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有了雄厚的物质资料基础,在战争爆发之时,才可能坚决地打赢战争,从而进一步赢得新的和平局面。

   二、抓紧组织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无疑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大局。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精心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相对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制定一个符合当今世界格局的国际战略。一个主权国家有了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那么,便较为容易地"分娩"出国际战略的各个正确的分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及国际地区战略、军事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战略等。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冷战格局结束后,世界格局有没有发生变化?对这一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同志认为,世界冷战格局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甚至如前所说,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笔者认为,这类学术观点很值得商榷。我们先来看看邓小平是如何论述的。

   从1984年5月到1992年春,邓小平先后12次公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七国对社会主义中国气势汹汹的制裁,邓小平9月19日会见日本朋友伊东正义时说:一个新问题,我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过去我们总是讲列强,这是不是又是列强主宰的形式。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存在了好几年了。11月13日,他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又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美苏实现了对话,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又冒出了一个七国首脑会议,代替了美苏争夺。七国首脑会议是否超越了联合国的作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是正常的吗?我们应当分外注意,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新的政治格局"的判定。所谓的"新的政治格局"就是"新的世界格局",而且,这还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之前。十多年过去了,当回顾这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我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当年的历史眼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笔者认为,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华约的解体,即明显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并竟敢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有可能极不平静。

   由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了美国在其全球战略重点的改变。毫无疑问,在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把欧洲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企图通过欧、日联盟,并积极寻找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日经济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美在亚洲的战略意义也愈加突出。从经济上讲,1995年,美国对亚洲的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其进出口总额的41.2%和31.4%。另外,美国已把防止核、生、化武器的扩散列为其优先关注的重点,印巴核试验和朝鲜导弹试射也已引起美国高度关注。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出访印度等南亚三国,正是其调整战略重点的具体体现。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假若确能判定世界格局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应统一组织多方面的专门力量,根据变化着的世界格局,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不断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有了正确的国际战略,就能恰当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

   三、事情的关键在于做好我们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前,邓小平就无比坚定地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六、四"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又说:"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才能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中国内部乱了,随意立党结社,新闻出版社放任自流,各种错误政治思潮招摇过市,非法示威游行接连不断,甚至如邓小平所说:"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内战的局面……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如果中国内部乱了,那么可以断言,我国的周边战乱则必起无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乃至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世人公认的巨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随着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一些地方出现了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下岗待业人员过多、农民负担过重、分配严重不公、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社会现象;一些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任务还比较繁重,有的金融部门的呆坏账比例过大;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阵地不时发现各种政治错误思潮和观点;在一些人中还产生了"信念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并会继续给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将面临着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面对机遇,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抓住不放,大胆改革,奋勇前进;面临挑战,我们也一定会大智大勇,胸有成竹,审慎缜密,趋利避害。"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中华民族这句朴素而又普通的谚语,有着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只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只要我们的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我们就能任凭国际风浪起,不仅我们国家不会面临举国迎敌的严峻局面,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形势的稳定。

   四、必须充分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对于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不少名流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说:"对于胜利,盾可能与剑或矛一样重要。"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对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十分重视。1965年,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77年,邓小平说: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1993年初,江泽民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战略上必须深谋远虑。既要力争避免与超级大国发生对抗,又必须对其保持警惕,不能存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军事上要不动声色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应变准备。江泽民这一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实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决不直接等于现实的军事实力。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军事实力,才能有力地扼住战争的喉咙。1999年5月间,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回答记者关于"北约空袭科索沃是否会成为未来介入中国等其他国家事务的先例"的提问时坦率承认,美国不敢循南模式袭击中国,因为"中国具有核吓阻力量",以军事介入中国事务风险太大,顾虑遭到核报复。这又一次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在当时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五六十年代下决心搞出的两弹一星,是中华民族避免遭受战争之苦的强大盾牌,并使中华民族泽惠数代。否则便可能任人宰割。

   1997年7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的该报外信部长观堂义宪的文章中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3,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傲视全球。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被英国超过,20年后被美国超过,此后20年又被德国、俄罗斯和法国超过。即将没落的帝国无计可施,国土任凭西方诸国蹂躏。"笔者手中没有确切的资料来核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当时英、美诸国确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清政府没有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远征军"一共配16艘有大炮的兵船,4艘轮船及一些运输船,全部海陆军人数不过区区5000余人。战争后期不过有39艘兵船,除少量炮兵外,步兵才10000余人,且分驻在香港、厦门、定海、镇海、南京等地。清政府鸦片战争的惨败,同时又充分说明,单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国家,就象仅有脑满肠肥的皮囊,而无强健无比的筋骨的巨人一样,其外表倒也凛凛唬人,实则是毫无防御能力和不堪一击的。被人击倒之后则会任人宰割,脑满肠肥的皮囊则慢慢会虚空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坚持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建设对国防建设需要的兼顾,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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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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