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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更新时间:2014-07-16 17:12:35
作者: 蔡拓  
尽管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从而为表达自己的声音与要求赢得了制度化舞台,但总的境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批判的、革命性的态度。当然,从主观上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把中国定位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与旗手,确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革命目标,也内在地决定了中国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叛逆者、革命者。今天,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不仅表现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加入了众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到2003年为止,中国已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从1977年的21个增加到135个;签署的国际公约从1979年的34个增加到2004年的 267个。尤其体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融。2005年,中国外贸总额达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35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分别超过1 0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原油进口占我国消费总量的比例已超过40%;2005年我国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同样,世界经济也日益明显地依赖于中国,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是10%,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是12%。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折、停滞,那么世界经济将产生重大震荡。[8]

   显而易见,面对这种全球性相互依存,特别是我们自身已成为相互依存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中国必然会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与政策。首先,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有保留的认同者。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相互联系与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通过相应的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得到确认和维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序性,并反映着不同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现行的国际秩序以国际关系行为体现有实力、影响、作用为依托,有其客观性。支撑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度性框架就是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代表的国际制度。正是这种客观性以及保持国际社会正常运转的国际制度的现实合理性,要求各国际关系行为体对现行国际秩序有基本的认同。但现行秩序的客观性与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其完全的正义性、公平性。恰恰相反,由于现行国际秩序由西方所主导,所以它很难做到公正、公平。因此从道德的角度讲,现行国际秩序就有其不公正、不平等一面,因而需要在道德上给以批判,促使其走向公正。当代中国意识到自身与现行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从原有的革命者转向认同者。当代中国也清醒地看到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性,所以不仅要在道义上批判现行国际秩序的道德缺失,而且要提出新的目标,这就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体现了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保留。显然,这种既认同又保留且变革的态度,符合我国的身份与理念。其次,中国将自身定位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融入者。既然明确了要认同现行国际秩序,那么自然在行动上就要积极融入。融入就是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有更多的声音、更大的作为,扫除畏惧、怀疑等等心理。融入不是全盘放弃自己的价值与理念,放弃道义批判的权利和变革现行国际秩序的努力,而是作为一个负责任成员,依据现行的规则去渐进变革现行国际秩序。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外交指向。而正是这一指向,使中国活跃于国际舞台,逐渐从原有的边缘者转向备受瞩目的有重要影响者。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崛起论",实际上都反映着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影响力的提升。

   其三,从怀疑、抵制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到积极倡导和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创建和参与国际机制。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和全面抗衡现行国际秩序的方针,所以,对于现行的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大都持怀疑、抵制、批判的态度。联合国被视为两个超级大国的角斗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组织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世界军控与裁军条约、机制被视为捆绑发展中国家的绳索;甚至一些民间的和平运动、人权论坛也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传声筒,起着麻醉世界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总之,当时中国认为承认或加入这些机制,或者丧失主权,或者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被和平演变。今天,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认同多边主义、参与国际机制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明确选择。根据美国学者江忆恩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所参加的各种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25%、印度的30%、世界平均值的70%左右,而到了90年代中期,分别达到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9]我们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支持联合国所体现的多边主义,并力主通过改革强化联合国多边主义,以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我们百折不挠,以长达15年的时间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最终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我们全面加入了世界军控条约与机制,迈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步伐。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仅签署了10%-20%的军控协议,而到了90年代,已签署了80%。[10](P347)我们着眼于周边和地区,促进周边共同发展;我们倡导并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推动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与运转。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对话、合作是处理国际事务,推动人类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对话、合作就离不开多边主义,就需要建立更多、更有效的国际机制。和谐世界的建设有赖于成熟的、多样的国际机制,有赖于多边主义的理念得到更普遍的认同与落实。

   其四,从单纯的国家中心到超国家中心。国际关系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事务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务,这一基本事实至今并未从根本上被改变。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对外战略自然会体现出国家中心的特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国家独立的历史并不长,而主权又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力武器,所以,国家主义的情结更有其现实合理性,因此,对外战略的国家中心倾向更为鲜明。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印证了这一特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随着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历史性变革,国家中心已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向上,很多国际事务关涉地区乃至全球;向下,很多国际事务需要社团、社区乃至个人的参与。这样,超国家的共同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开始参与过去由国家独自管理的国际事务,正在形成多元行为体并存、国际事务共治(全球治理)的新局面。这表明,单纯的国家中心已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协调处理人类公共事务。中国的对外战略与时俱进,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明显的回应。首先,中国关注并积极参与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或举办的各种国际活动,共同探索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与对策。比如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我国都派出由政府和非政府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以寻求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1年起,世界社会论坛诞生,并与世界经济论坛相伴相生,中国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反思全球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所组织的活动。其次,中国举办各个领域的专门论坛,如全球化论坛、环境论坛、发展论坛、文化论坛等等,倾听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经济政治精英、宗教领袖、文化名流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意见,以促进世界和谐。再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本国公民、团体在境外的权利给予关怀,把外交的视野扩大到鲜活的个人。最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参与对外事务方面正在开始发挥作用。这既表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开始介入全球事务,如中国的联合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世界社会论坛、亚洲民间社会论坛、亚欧人民论坛、世界信息峰会等各种多边民间会议论坛,中国的草根NGO参加了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又表现为中国公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公民与外长在网上的互动,民众的意愿与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影响到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判断。①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国家中心的外交转型,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塑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

   其五,从仅仅强调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到同时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不仅是哲学研究的永恒课题,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始终要面对、回答、处理的问题。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讲大同、讲和谐、讲中庸,实际上更多体现着对共性的认同。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微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了反抗剥削与压迫,求得民族独立与生存,中国更多地张扬着个性,即中华民族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近代张扬个性的传统,并使之简单化、绝对化。这突出表现为个性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的结合,即张扬个性就是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就是要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于是在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中,就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性、对抗性,与资本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必须指出,强调社会生活的个性、特殊性,坚守本国信奉的意识形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切并未错,也丝毫没有过时。但仅仅强调个性、特殊性已经不够了,甚至应当说表现出片面性。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已日益表现出更多的共同性。从共同的问题--方兴未艾的全球性问题,到共同的利益--生存与发展利益,直至共同的价值--人类共同体的理念、生态与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意识等等,无不凸显了这一历史指向。这无疑要求我们在维护与关注个性、特殊性的同时,要学会认同和发展共性、普遍性。中国的对外战略明显表现出对共同性的认同,中共中央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谈及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13次使用了"共同"这一词汇,其中最有实质性的理念是:"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愿望"。尤其是向世人明确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认同共同性的指向。中国在张扬自身的特色、本土性、民族性的同时,正在以更博大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审视人类文明,接纳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不体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某些共同性。如果中国不仅以其特色贡献于世界,而且在体现和实践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方面同样成绩斐然,那么中国必定会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受到世界的尊重。

   其六,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在很长时期里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战略。实际上,唯意识形态,对现行国际秩序、国际机制的排斥、抗拒,都是这种斗争哲学的体现。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反映到国际关系,就是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斗争其乐无穷,世界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生存发展。这种斗争哲学必然导致我们用对抗性思维与政策认识和处理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两种社会制度、两个经济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大社会阵营和军事集团、两个超级大国……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谈及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战略正是源于此种背景,并由此决定了其对抗性、排斥性、封闭性以及片面强调特殊性等特征。可以说,我们既是世界分裂性的接受者和受害者,又是世界分裂性的坚持者和中坚力量。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历史潮流,相互依存使世界的共同性一面得以彰显。诚然,当今世界仍存在着分裂,全球化的非人性一面导致着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国际社会的霸权与不公正滋生着暴力与恐怖主义,所以国际社会还面临着艰难的改造、完善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和平与推进发展的任务。但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以及世界的全面分裂而言,今天的人类社会毕竟呈现出更多、更深刻的相互联系与共同利益要求。因此,中国对世界共同性的认同,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性融入,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倡导,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上述问题的理性审视,从而在寻求共同利益、推进共同繁荣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收稿日期]2006-07-20

   注释:

   ①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在半年内影响到国内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明确认同。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戴维·赫尔德.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王毅.弘扬东方文化、构建和谐世界[DB/OL]. http:// www. china-embassy. or. jp, 2006-03.

   [5]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求是,2002,(22).

   [8] 袁鹏,高祖贵.当代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J].中国战略观察,2006,(2).

   [9] 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7).

   [10] 江忆恩.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外的视角[A].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C].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11] 蔡拓.政治发展研究中若干值得探索的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3).^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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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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