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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政治运动的基层逻辑及日常化——一个“汉奸”的发现与审查

更新时间:2014-07-15 23:49:52
作者: 冯筱才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几乎都是与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1]。尤其是1949年后的三十年,政治运动几乎席卷了中国每一个单位、家庭及个人,“搞运动”也成为民众口头极为流行的词汇。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运动”?它们又是如何“搞”起来的?其逻辑是什么?对于基层干部与民众来说,又是按何种理解去参与这种运动?学术界此前许多研究都侧重于研究政治运动的高层逻辑,如党内权力斗争与政治运动兴衰间的关系[2],但政治运动的主体仍是人──无论是运动对象,还是运动过程。如果我们回顾历史,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皆以特定人群为对象,但同时又将绝大多数民众席卷其中,“运动靶子”与“参与群众”均是同样重要的。政治运动既然是以人为主体,那么,其具体实施过程又是如何?每次政治运动之间有联系吗?还是它们都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任务?

   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后,单位体制也随之确立;到1950年代中期,当工商业公私合营与农村集体化完成后,中国民众基本上被“单位化”。必要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其隶属的组织,政治权力也可以随时通过这个庞大的科层单位体系触及到每一个民众。政治历史审查不但涉及到全社会,而且是持续累积性的,它与历次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数量惊人的个人档案[3]。

   在此篇文章中,笔者想通过从一个工厂的档案中发现的案例,来讨论政治运动的基层实践。M厂1930年代创建于上海,1960年改为地方国营企业;1965年全厂职工约600人。从该厂的档案,我们发现五个王文尧个人案卷,详细记载了对其进行政治历史审查的经过及结论,涉及的时段从1953至1975年,几乎涵盖中共建政后三十年内的政治运动史[4]。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这些档案资料来审视基层单位政治运动对普通工人的冲击,进而研究政治运动在基层的实际运作与程序。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他们遭遇到什么?针对他们的检举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调查他们的“罪行”?如何定罪?最终他们又面临怎样的处置?通过此个案的分析,我们或可对1949年后政治运动在基层开展时的秩序与逻辑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一 检举:运动的发生与对象的确立

   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多以不同类型的人群为对象。但是有一些人,比如曾在1949年前的“敌伪”机构任职,或加入过“反动社团”,或为其服务过,即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则在每次运动中都有可能成为目标。那么,当局是如何掌握他们的这种政治经历呢?通常来讲,所谓首要人物,或者在地方上曾公开担任过职务的人员,其政治身份比较容易了解。但对于为数众多的一般从众,公安局及其他机构则主要通过档案过滤、群众检举加上个人坦白等几种方式来了解其政治历史。至于那些在旧政权或社团中身份过于低微或服务时间过短的人员,档案中无记载,个人也未交代,其经历则主要依靠外界检举的办法来获得。本文讨论的王文尧即属此类型。

   王文尧,1914年生于河南信阳,曾在私塾读过五年书。1935年前后,他曾顶替父亲在当地任职甲长一年有余,其后至1939年5月前在信阳靠卖苦力为生,1939年6月至10月到游河维持会自卫队当兵,后替日军修马路和在飞机场拔草。1940年2月至7月,他外出汉口,在江汉路华阳化学工业社学做肥皂,之后到了广水清水肥皂厂做工。1941年3月至1943年2月,他随日本部队到应山、黄陂为日军佐藤部队伙房当苦力,还与人合伙在日军驻地内摆摊做点心。1943年11月至1945年7月,他在汉口、孝感、洋河等地贩卖烟土、杂货。1945年7、8月间,经日军警备司令部特务班翻译闵盛林介绍,他帮忙检查走私货物,但没有得到什么报酬。1946年9月王文尧从信阳到上海,由同乡介绍进入M厂,任大炉间工人。

   对于新生的中共政权来说,王文尧以上经历至少有三个“历史污点”:1年的甲长、4个月的维持会自卫队队员、1个月的日本警备队便衣。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有这些问题的民众人数极多,加之王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并没有被记载犯上严重“罪行”,因此,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两年,王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他在填写履历表时,隐瞒了曾为日军服务的经历(无论是参加自卫队或便衣队,还是为日军伙房打杂),看来他已感到这些经历会对自己不利。此时的M厂尚属于外资企业,但厂务管理权力已多为厂里中共党支部、工会及治保科这些部门控制。王在此时表现积极,与厂党支部书记吴庸翔多有接触,因此,当M厂在支部领导下成立学委会并举办政治学习班之时,王被安排进班学习了两个月,还被党组织列为考察对象,继而被发展成为中共候补党员。约在1952年底,王成为M厂政治宣传员,然而,他未及转正,就因他人检举揭发而面临重重危险。

   最早的检举人是华东军区工程部人员张琰,他从在M厂工作的叔父处得知王文尧在工厂被列为候补党员,且担任党的宣传员。1953年3月16日,他写信给《解放日报》,指王“曾在敌伪时期在家乡作过日寇宪兵便衣特务,杀害过革命同志和无辜老百姓”,要求该报将情况转达M厂党组织[5]。我们不清楚张琰叔父是否与王有利益冲突,但也不能排除张真的是出于“阶级觉悟”而检举王文尧。

   《解放日报》社在接获此检举函后,即转至P区公安分局。该局即派人至王文尧户籍所在地进行调查。4月20日,派出所户警报告称,王“在乡是土匪出身”,“该人在乡下有血债,乡下曾有人来了解过”,是故王看到派出所的人就很害怕。这一报告引起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一方面致函华东军区政治部欲找张琰进一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随即派人至M厂调查,党支部书记吴庸翔表示王“表现一般,已为厂内党宣传员,对他历史不够了解”。随后,上海市公安局致函信阳县公安局,请其对王文尧历史问题进行协助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10月30日,信阳方面回函肯定王文尧在1938年日军占领信阳时期曾当过宪兵队便衣,但表示对其“具体罪恶”难以了解清楚,只建议结合现在的表现斟酌处理。对这一回复,上海公安方面似不满意,要求信阳当地继续提供更具体的资料。或在这种压力下,次年11月,信阳方面提供一条“血债”:1942年6月,王曾把三个老百姓当作是新四军或国民党,用汽车载到信阳教场河活埋了。“血债”的唯一证据是王文尧原籍居住地治安委员苏长银的检举材料。这种积极份子的检举,可能与公安人员反复上门询问有关,却构成王的重要定罪依据。

   1954年12月,P区公安分局经办人即依据信阳县公安局的查覆意见,向上级请示以“日特”的罪名逮捕王文尧,但没有获得支持。次年5月28日,在P区公安分局最后给出的处理意见中,认为上述王的“血债”要查清楚,核实后再行逮捕。根据当时已有证据,结合其家庭情形,暂时判处管制二年[6]。当时宣布王的罪状是:日寇宪兵便衣特务、强抢人民财物,以及准备去捉新四军危害人民等。这一处理虽然是临时措施,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共对此类基层普通的“历史反革命”份子多倾向于宽待的政策。

   然而,基层单位的干部对政治运动的理解可能与高层有差异。在M厂的干部眼里,公安机关从他们信任的积极份子中抓出了一个汉奸特务,这对他们的政治工作显然有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从档案中看到他们在王被处分之后,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都会不断请示逮捕王文尧。因此,在王文尧一案的处理上,始终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二 拘捕:运动中不同机构的意见分歧

   1955年7月,受胡风案与潘汉年案的影响,一场规模浩大的肃清暗藏反革命份子运动在上海开始了。王文尧被宣布管制正是上海肃反运动启动之时,如何有效控制管制对象并且不出问题,负责的干部也会觉得极为麻烦。因此,在宣布王文尧被管制后两个月,M厂治保主任余钟达便提出申请将王报捕,此举得到了厂党支部书记吴庸翔的支持,他在报告中指王“态度嚣张,不遵守管制条例”。他们同时提出另外两个重要逮捕理由:(1)将王的历史罪行与其工作表现结合起来,认为该厂5月8日一起工伤事故是由王引起,同时他又蓄意制造废品;(2)王也是外宾接待工作上的主要控制对象,因为他在该厂重要车间工作,而此车间处于参观路线之内。基于此,该厂支部希望能将这个“极其危险份子”迅速逮捕法办。

   然而,公检机关对于逮捕王文尧仍然持谨慎态度,盖普通工伤事故及生产废品未必能成为刑事惩处理由,外宾接待保障更不能成为台面上的构罪理由。尽管M厂支部在王的管制期内曾多次提出将他逮捕法办,指其表现与态度都不好[7],但上级领导仍认为材料不充分,要求该科再查明更多证据。其实随后的调查与检举、坦白便与这种搜求证据的需求有关。

   在治保干部与公安人员的动员与“启发”下,原来保护王文尧的信阳同乡在他被管制后,也开始对他实行检举。1955年8月,王在M厂的同事赵丰祥检举他在日本人将投降时当过便衣,敲诈百姓物资。曾和王一起参加检查走私物品的吴大模,也在信阳检举王曾参加日军宣抚班──闵盛林的组织,没收过农民大烟土数两。闵盛林则在武昌检举王曾于1945年6、7月间参加日寇特务班,四次检查货物出口活动。这些检举可称为“被动检举”或“连带检举”,由于检举人与被检举者系旧识,因此其内容也相对可信。

   然而,亦有人藉检举作报复之举。王文尧在担任甲长期间,曾将他叔父家的三个儿子抓去做壮丁。所以其堂侄王文有检举其在警备队与宪兵队都当过便衣,没收过他的货物。而王从前的生意合伙人司玉成,由于与王之间有生意纠纷,所以便检举他当过日本特务,抗战胜利后还在国民党军政委员会调查统计所当队长,解放后潜逃上海。这些检举信均由他们自己寄至河南省公安厅,后者的检举更为王加戴了一顶更危险的政治帽子──“军统特务”。这类的检举可称为报复性“主动检举”。

   1955年12月的两份检举则提供了更恐怖的“血债”证据。先是信阳的李彦彬检举王文尧在1942年于东双河打死一个农民[8]。继而,曾经在信阳日本宪兵便衣队做过文书的赵钰铭,在肃反集训班中检举了其“同党”王文尧的许多罪行:1940年秋在十二里庙以检查私货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及强奸妇女,并勾结土匪张长山两人同谋向便衣队长尹怀德报告当地有中国便衣活动,后三个外地药商与三个本地农民被抓,五人被杀;1942年5月报告董家岗有新四军活动,后有日伪行动,捕杀新四军两人;在游河维持会自卫队时,曾绑到二人,交自卫队,一人被杀[9]。除这两份“血债”证据之外,同样进了集训班的曾当过“伪保安队”班长的赵治斌,也检举王文尧在日本宪兵队任事时抢劫民众财物数量巨大,苦主皆有姓名与损失数量,同时王还将一民众送交日宪兵队[10]。他们的检举成为日后当局不断对王进行实地外调的重要诱因。

   面对不利检举,王文尧也被迫交代他的实际经历。1956年4月8日,王写了一份“彻底坦白书”,承认自己在1938年7月去信阳游河店当了一个月的“伪自卫队士兵”;在乡下拿过人家一包衣服,打了老百姓一记耳光;承认绑了一个人,后来被日军所杀;在乡下敲诈勒索人民,大吃大喝。他也承认1945年8月在信阳城内女子师范校街“伪县政府”宣抚班充当便衣十一天,敲诈人民,勒索人民。他还承认没收过司武成、王文华、王文有食盐300斤[11]。以上坦白实际上也正是发生在M厂治保科与党支部向上级提出报捕手续之后。对厂干部来说,这份坦白书显然不足以让王被公安机关逮捕,上述“血债”检举一时也无法提供更多的旁证,因此王在1957年7月4日被撤销管制,不久他申请加入厂工会,也获得同意[12]。

对于类似王文尧这些低层级的战时“通日”人员,在1945年后多数未受到指控。但中共控制政权后,由于政治运动频繁,为了寻出更多“坏人”或完成运动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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