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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 葛荃: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

更新时间:2014-07-15 17:14:07
作者: 柏桦   葛荃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 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 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 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 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 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 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 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道德|刑罚|财富|权贵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 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 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 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富在古代被看做"五福"之一,"听 聪而致富","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注:见《尚书·洪范》孔颖达疏。五 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说明富可以靠经营和 智慧得到。贵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议贵的范围,在汉代是县 令以上的官,以后则规范到三品以上职事官。富与贵相比较,富者未必贵,致富有多种 途径;贵者一定富,致贵则只有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强制、致富之道、为贵之途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就必须了解它所 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倡行道德,严明法律,鼓励致富,多途选官,当然是顺 应社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古代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和官僚政治体制下,很难看到具 体效果。有人说是靠命运,也有人说靠人为;有人说靠机缘,也有人说靠努力,为什么 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样的结果?如果纳入政治范围来解释,或许会可以解明其中一 些疑惑。

   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 政》)。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就用刑罚来制裁,民众为 了避免刑罚而服从,但无廉耻之心而规避;政府用道德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用 礼来督促,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遵从。根据这个道理,自汉代制定礼刑相辅与以礼入 刑的原则以来,就成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在法制上,虽然代有因革损益,但这种中 心思想未变。可以说《唐律疏义·名例》中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与孔子所讲的意旨同归。

   道德的存在范围原本极为广泛,并没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规范 着道德;把它局限在"五伦"之中。

   儒家伦理的"五伦"结构,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逐渐演变而成的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弟子凡37问,孔子给予不同的回答,但总的 可以归结为"仁",所以有人称孔学为仁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孔子在《论语》中仅提到亲子关系的孝与兄弟关系 的悌。在《礼记·内则》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内。在《礼记·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 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记载,疏 引郑玄:"中庸者,以其记载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 以昭明圣祖之德"。依郑玄见解,五伦关系是孔子之孙孔伋概括出来的,递衍至 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伦的理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 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梁启超认为:"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 。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父子、兄弟、 夫妇、朋友,莫不皆然。若是者,谓之五伦。五伦完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则 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梁启 超强调对等关系,却忽略了制约着"五伦"的上下有别的政治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 等的关系不仅在伦理道德中反映明显,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规范。

   众所周知,五伦是在古代社会和君主政治体系中导引出来的,内涵着严格的尊卑意识 。尊卑上下的等级分明,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 础上,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以《唐律》而言,虽然朋友一伦中关于借贷、交易的信 ,可以属于相互平等,但在违约负债上还是偏颇于债权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 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级差别。这样,在法律上,官吏、地主所受的法律制裁 就有别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礼仪上,士绅就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在道德规范上,官吏与 庶民就是有明显的差别;在行为规范上,君子就是不同于小人。这种不平等正好反映道 德和刑罚的本质,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观。

   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在富贵的概念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所谓"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 泽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对;问庶人之富,数 畜而对。"(注:《太平御览》卷471《人事部·富》引《礼记》曰。)这里完全是按照 政治等级而论的,说明富的不平等。对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态度,"儒有不保金玉,而 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的 观念,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 述而》)的认识,承认富是所有人都希望的。贵的概念则等级观念更为突出,"夫带三 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曷鸟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跸,叫呼而行 ",(注:《太平御览》卷470《人事部·贵盛》引《苏子》曰。)这是贵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中,富者不见得就是贵,而贵者就一定富。"夫贵者必富,而富者 未必贵也,故士之欲贵,乃为官也;然欲富者,非为贵也;从是观之,富,人之所极愿 也"(注:《初学记·富贵》。)。发财致富,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志愿,也是人类的共同 欲望。富是人人可求的,贵则不然,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比富更难求,虽然贵也是人们 的欲望,但毕竟取得要有许多条件,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既然富贵取之必须有"道",因此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刑罚中,对那种"不道"都有 所谴责与惩治。在道德上,要求"富而有礼"(《礼记·表记》),"富而无骄"(《论 语·学而》),"富而能臣"(《左传·定公十三年》),"贵有常尊"(《左传·襄公十 二年》),"贵不慊于上"(《礼记·坊记》),"贵而知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对于那种非道致富,富贵而不知用,无不认为是取祸之渊,称之为三患:"富贵而 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 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蹶身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 ,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注:《吕氏春秋·孟春纪·本 生》。)。在刑罚上虽然没有明显规定富贵的界限,也没有如何处治富贵的条文,但有 对那些非法致富和贵而凌上的行为却有惩罚规定。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整个社会整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如果把礼、刑、富、 贵纳入政治体系中,则礼、刑、富、贵又不得不服从政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是代表社会秩序的主体,"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 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爸爸式的"(注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70页。)。这种政治权力形态的本 质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也是绝对的。权力允许,就是德政;权力不允许,也是理 所当然。权力来自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权力的分配是恩典,取得者也要看输诚尽忠的程 度。在社会和政权稳定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还可以在制度化共识之下,按部就班 地运作。但是,在充满着危机而混乱的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就不可能有制度化的 共识,制度化的规则也难以产生作用。制度规则的破坏意味着政治的昏暗,向当权者输 诚尽忠则成为保证权力和利益的唯一条件。此时,政治权力成为决定因素,成为结党营 私,瓜分经济利益的手段;反过来,结党营私和经济利益也就成为不可缺的要素,两者 互相作用。

   可以说"富"与"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推动个人进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礼 "与"刑"是社会的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作 用下,道德的原则被破坏,刑罚的公正被扭曲,权力所有者对富贵的追求也表现出不择 手段,使社会是非颠倒,风气败坏,人心险恶,贪风盛行。因此,有必要对礼、刑、富 、贵四者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二

   现代人们把财富和权力当作一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权力,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稀有资 源,它不但掌握着其他资源的命脉,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成为决定掌握其他资源的主 要条件。权力成为决定的条件,政治的效用就高于一切,"政治权力成为结党营私,瓜 分经济利益与钱财的不二手段。反过来,钱财也成为经营政治势力不可或缺的要件,两 者互相搓揉共生"(注:叶启政:《当前台湾社会重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载《 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87-1008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用政治权力来谋取财富,用财富来谋取政 治权力,几乎成为惯例。

   在中国古代,财富获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性情都有求财的欲望;只要不辱 祖先的行业,每人都应择一业治生;在一个上轨道的国家,贫穷是可耻的。求财致富的 手段不外乎作力、斗智、争时;出奇创新亦多可致富"(注:刘翠溶:《中国人的财富 观念》,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705-720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1992年。)。这是专门就普通人的财富获得而言,说明财富的有无不取决于权力的大 小,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大小决定财富多少的问题,而取得权力实际上也是 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记得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注:《史记》卷85 《吕不韦列传》。)以后,把耕田、经营和当官的赢利进行了比较,得出当官利润最大 的结论,将千金全部投入谋取官职。司马迁在叙述致富的各种途径时,也提到:"无财 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致富的总脉络,同时特别指出"富者必用奇胜"。在历 数致富的事例之后,司马迁得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 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臣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注:《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的结论。素封:《史记正义》认为是"不仕之人自有园田 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司马迁把富有的程度与王公贵族比较,认为 这些富有者只能与贵进行比拟,但不是实际的贵。这既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的 决定作用,也说明了政治权力对财富的控制能力,更表明政治权力对财富有绝对的优势 。

道德和富贵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念,道德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价值观念,富贵则是现实 的价值观念。理想是高于现实的,也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出现的,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对 富贵的看法,就可以证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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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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