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柏桦:葛荃: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更新时间:2014-07-15 17:10:21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柏桦  
(注:以上的例在别的律中亦有见。薛允升认为:"前明军官有犯与民官办法不同,科罪亦异,盖系优待此辈之 意。迨后卒不得其用,而弊更无穷,亦可慨矣。"(《唐明律合编》卷2《军官有犯》按语)在明初对军官有特 别优待,随着社会局势的稳定,军队的地位下降,因此《军官有犯》中的一些例附属在此,说明对军官犯罪的 处理已经与民官相同。薛允升还认为公罪与私罪的法律"乃有明一代之典章也,与唐律不同,与今律异"(《 唐明律合编》卷2《文武官犯私罪》按语)。说明公罪与私罪的法律乃是明代所创,清代在因循时已经有所变化 。清律《文武官犯公罪》:"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 月;(二十,罚两月;三十,罚三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四十,罚六月;五十,罚九月)。该杖者 ,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俱留任;一百,降四级调用(如吏、兵二 部处分则例,应降级革职戴罪留任者,仍照例留任)。吏典犯者,笞杖决讫,仍留役"。《文武官犯公罪》: "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私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两个月;二十,罚俸三个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递加三 月(三十,罚六月;四十,罚九月;五十,罚一年)。该杖者,六十,降一级;七十,降二级;八十,降三级 ;九十,降四级,俱调用;一百,革职离任(犯赃者不在此限)。吏典犯者,杖六十以上,罢役"。其处置较 明代为轻。)

   其公罪是因"公事失错";(注:《明会典》卷161《刑部·名例下》。)其私罪是"不因公事己所自犯"。(注:《明会典》卷160《刑部·名例上》。)正因为公私犯罪的"失"与"犯"的区别,所以在惩处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所谓公罪"处分以励官职",私罪"处分以儆官邪"。由于公私罪的区别,在处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原则上是公罪以行政处分来惩处,其具体事宜由吏部考功司负责,实际执行和定罪则由各上级主管官员来决定。私罪则以刑事处分来惩处,其具体事宜由刑部负责,实际执行和拟定罪名也是上级主管官员。

   以行政处分而言,主要分罚俸、降级、改调、革职等,每项还划分出若干等级。有关处分的规定则分成吏、户、礼、兵、刑、工6类48目。明代官吏的行政处分由各级主管长官拟定,由吏部考功清吏司负责审核注拟,按级别大小,分别以请旨、部议、奏请、拟闻、提问等方式加以处置。在执行过程中,又有特旨、参奏、陈请、察议、议处、严加议处等区别。在处分中还注意到现任官、兼任官、借补官、出师官、候补官、休致官、宗室官、土官的区别。不同的情况在处分过程中有轻重之别。

   以刑事处分而言,明代官吏定罪主要依据《律》和《律例》。《律》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30门460条,律例则不断增减。"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六品以下,听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议拟奏闻区处"。(注:《明会典》卷175《刑部·罪名三》。)其处置事宜由刑部所属各分司按分工负责。因为是官吏,所以在定罪时,吏部也要负责降调罢免事宜。

   二

   中国古代的"公"概念,是指专制君主及其所属的统治机构;而"私"的概念则表示"自私"和"奸邪",具有道德上的贬义。从历史发展来看,专制君主是以其个人之"私"来代表其家天下之"公",所以"公"和"私"是很难分割的。如汉高祖刘邦对其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注:《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视国家为家产,皇帝家事即国家事。既然皇帝以自己的"私"取代天下或者国家的"公",皇帝的"私"就是"公",因此任何企图危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皇帝认可的东西,都是对"公"的挑战和侵犯,而其他人的"私"便成为非法,在法律和道德上没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对于官吏来讲,他们受雇于皇帝,权力来自于皇帝,其行为也只是对皇帝负责,一切法律都是维护皇帝的"公",一切处罚都围绕这个"公"。从法规上看,明代对官吏处分规定十分严格细密,尤其是在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时候,官吏几乎达到动辄得咎的地步。例如,魏县知县彭瑛,仅因为请一名进士帮助踏勘水灾,就被杖八十,其余贪污钱粮的,大多被处以极刑。(注:参见《明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在这种情况下,"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怵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注:(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送祝彦芳致仕还乡序》。)重典治吏,也会出现矫枉过正,更会出现难以克服的各种弊端。

   明代实行上下连坐,官吏所犯之罪往往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上下左右的利益,所以对公罪的处置相当谨慎。按照规定,每个官吏都有"举主",被举人"后有不称,举主连坐。"虽然举主有"误举者先能自首则免"(注:《明经世文编》卷133,胡世宁:《知人官人疏》。)的主动权,毕竟是谁也不愿意自己所举之人有罪。以此之故,每个官吏都有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并力争使之变成为自己的政治保护伞,这就有了官吏之间通同作弊的基础。

   为了扩大和加强自己的保护网,许多官吏"喜声誉,则饰厨以娱宾;务结托,则厚苞苴以通好;甚则男婚女嫁,囊帛柜金。"按照他们的道理,这是"物交势逼,浸不自由"(注:(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宦泽》。)的事,实际上是建立在利害相关的基础上。以上级来说,如果发现下级官吏的过失而毫不客气地进行弹劾纠正,"犹干降调处分";而下级官吏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必至惮于发觉"。(注:《东华续录》卷42《光绪七年闰七月》。)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吏在犯公罪之后,总是千方百计遮掩,想方设法地搪塞,或诿过于他人。虽然说"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然如失察,如迟延,皆为公罪,虽奉职无状,大率犹可起用,若以计避之,则事出有心,身败名裂矣"。(注:(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公过不可避》。)但是上级官吏为了不受牵连,只要不是事情败露到难以掩饰的情况下,大多都会为下级官吏掩饰。如"隆庆元(1567)年,祥符知县谢万寿,数棰死无辜。抚按官惜其初任日浅,奏当改调"。(注:《国朝典汇》卷81《府州县》。)再如万历甲辰(1604年)大察,"有一县令不职,守、巡两道庇之"。(注:(明)李乐:《见闻杂记》卷9之113则。)副都御史年富在景泰七(1456)年痛感官吏公罪与私罪惩处的不公正,上言:"高皇帝定制,军官私罪收赎,惟笞则然。杖即降授,徒流俱充军,律明甚。近犯赃者,轻皆复职,重惟立功。刑不足惩,更无顾惮。此皆法官过也。"这就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结果"属吏黠者,故反其意尝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辄为所买"。(注:《明史》卷177《年富传》。)非但不能加惩处力度,自己反受到愚弄。

   公罪一般是不会免官的,但处分是难免的,官吏们害怕处分,不愿意互相纠举,于是"贤者困于成法,不敢变通;不肖者工于舞文,巧为规避;以致积渐因循,酿成巨案"。(注:《清仁宗实录》卷278《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丙寅》,第791页、第79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版。)从上所列律例来看,一直是呈增长之势,而吏、兵两部的处分则例更是与日俱增,而"奉行之吏习为故常,弥缝于课核之时,取办于期会之际;度其所指,然后图之。新旧相仍,上下相遁,簿牒甚美,靡有胜前,朝廷之间,以为已治,而闾阎之下,不知其事何谓也"。(注:(明)叶春及:《石洞集》卷1《励圣治》。)这种积弊一直沿袭,以致在清代嘉庆十八(1813)年大规模删减公罪处分则例时的上谕还指出:"从前立法之意,私罪立于创惩,公罪量为原宥,所以区分贤不肖者,至为简当。自定例屡经增改之后,条目滋多,日趋苛细,书吏因缘为奸,虽有贤能之员日挂吏议,而庸碌者或以幸免。于甄别人材,澄叙官方之道,甚无益也"。(注:《清仁宗实录》卷278《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丙寅》,第791页、第79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版。)这种情况与明代无异,正如海瑞所讲:"今人士一入官,初心大抵循俗,而伪日见之事,事匪其心。盖自宋人诈高位高之习,流至今日沦肌浃髓,不可破矣。欲希天下一日之安,外其心而安之,其可安乎?当流风坏于功名富贵之会,而曰纯心任事之有人,难矣!"(注:《海瑞集》下编《赠赖节推署贵县序》,380页。)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循吏无所变化,酷吏不能纵极,则是善恶咸绌也,故人怀苟且之意,表饰虚美,便伺上旨,求适已利,公绰之行损矣"。(注:《陈子龙文集》卷3《策·问古者天下几郡县兼城数十事无不周裕今百里一治称烦不理何故》,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8页。)

   官吏犯的即使是公罪,若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就应该受到应有的处罚。如果这种惩罚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自然也会使人心悦诚服。常言道:"古来政之弊也,不徒弊于疏略,抑且弊于繁密。处分重则人思规避,而巧宦生矣。条例多则法可游移,而舞文作矣"。(注:(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6《政事》。)对浪迹于官场、久涉宦海的官吏来说,密布的法网似山溪流水,蹈之不为难事;对不习人情世故,不明宦海风波者,自然是步步维艰。同样的职官犯有同样的罪名,其情节或许更加严重,但因其能上走权贵之门,下逼属下赞誉,不但不受处分,往往还会隆隆骤迁,这就使处罚显得不公正了。如万历时的华亭知县杨东野,"奉承上官,实为超格","动费百金。于是上官争以杨令为能。"(注:(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4《纪赋役》。)其升迁有日,而且声名鹊起。而嘉靖时的束鹿知县李继业,在"直指索荷粉甚急"的情况下,"徐徐罔满意,且白直指:微物非不能办,恐此为末例也。"得罪了巡按,则躲不开巡按的吹毛求疵,李继业也只有"谢病去"的选择了。(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卷649《县令部名臣列传四·李继业》。)这种官场风气直接影响法律的公正,时人感叹道:"嗟乎!我皇上何由得知,大考察时何由得拿处正法!嗟乎,此皆抚按二司太守诸公容隐之罪也!再过二三十年,不知到甚田地,世安得不致大乱哉!"(注:(明)李乐:《见闻杂记》卷11之十五。)

   在官僚政治下,真正能作到赏罚分明是很难的,而"人治"的因素,不但给一些奔竞之徒打开门路,而且破坏了有关公罪的法律。在当时"治下人往往粉饰词说,借贵人为文,架无为有,增细以巨,裂彩书言进之。谀风行而天下无公议矣"。(注:《海瑞集》下编《贺李东城荣奖序》,第358页。)心怀不正的官吏们"望风承应,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畏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注:《明经世文编》卷21载邹缉《奉天殿灾疏》。)不但破坏了有关公罪的法律,而且使私罪也得不到惩处,造成法网虽密,仅能捕食泥之虾,却常漏吞舟之鱼的事实。

   三

   以官吏因私事而犯私罪而言,"凡侵贪挪移,以及滥刑、枉法诸条,皆己所自犯,谓之私罪。夫公罪之来,虽素行甚谨,亦或会逢其适私罪,则皆孽由自作。果能奉公守法,节用爱人,夫何难免之有?"。(注:(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私罪不可有》。)其实官吏处在上下左右督察、觊觎、嫉妒的险恶的环境里,于公罪还有连坐和共荣共辱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总还存在着一些顾虑。于私罪则不然,非但无连坐之忧,还可以幸灾乐祸。汪辉祖认为私罪是"孽由自作",只要自己身正就能够避免,然而当时考察官吏,"大率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对于那些"贪残之人,赃贿狼藉,鱼肉百姓至于糜烂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问,好以闺房细事论罢各官。"何况"闺房之事既暧昧难明,流闻之言又未必尽实。纵或得实,则于名教虽若有亏,于朝廷设官之意亦未大戾,较之贪墨之徒,相去盖万万矣"。(注:(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2《史八》。)在这种情况下,公罪可容,私罪难免,其中隐情不难看清,实际上所包涵的政治和人为的因素,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首先,公事犯罪虽有检举免罪之条,如遇有重大事故,其连坐总是难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6277.html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05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