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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危险的“人民社会”想象——与王绍光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14-07-13 19:12:05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它指明了政治统一体的边界,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一语已包涵对同质性的确认,异质者乃“他者”,乃“敌人”; 〔18〕而阶级,如马克思所言,它是一个经济的范畴,马克思谈阶级时,并无国界的考虑。以阶级区分来肢解人民概念,自相矛盾,其结果是制造内战,破坏政治统一体。再者,王绍光以劳动大众为主体来界定人民亦属错误而危险,它导向的是一种庸俗民粹主义。这里需要区分的几个概念有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公民、平民。

   人民(the People) 是一个政治概念,又称国民,它以区分敌我为前提,意指“政治统一体”。在近代历史上,人民与君主相对,同为制宪权的两种主体。“自由引导人民”口号中的人民,表明民主意识的觉醒。近代正当性的变化是由王朝合法性到人民合法性,它本身即包含民主之意。民主区别于君主;它预设了内部政治上的统一,而有别于中世纪封建秩序中的不同等级。“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后人民主权的确立。人民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指“数量”上的人群。一群人再多,如无政治上的统一意志,构不成“人民”。故而历史上少数人或某一个阶层,反而可以“人民”的名义行事,英国内战时期的约翰·弥尔顿为独立派军官处死国王辩护,声称他们代表的是人民,他自己是在为英国人民辩护。

   群众(the masses),描述的是现代社会中单子式个人的集合体。在西方语境中,它是一个贬义词,可译为大众、群氓。西方学者研究表明,群众的特点是数量庞大、玩世不恭、朝三暮四,在政治上是先天的冷漠者,却又经不起骗子和野心家的煽动,他们是无名的,历史不会记载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名字,他们渴望“强人”、“领袖”,实为极权运动的主体。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典型意义的“群众”是19 世纪阶级社会解体后的产物,而“大众中的人( the mass man) 的主要特征并不是野蛮或落后,而是他的孤立及缺乏正常的社会联系。”〔19〕群众在中国语境中,因“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十分可笑的”等提法而成了褒义词,这里所讲的“群众”区别于精英、伟大人物,指的是底层民众,相当于传统中国人所说的黎民或百姓。而所谓“干群关系”一语,又表明在有些语境中群众是与干部相对而言的概念,群众指没有官职的普通人。人民群众的意思与群众相当,群众可以看成是人民群众的简称。

   公民首先是个法律概念,群众则是一个政治概念。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参与的书中,指出了从“群众”到“公民”的转变。〔20〕诚然,群众是政治概念,但在笔者看来,公民却不纯然是法律概念。古典意义的公民,指享有公民权、能够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人。它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公民区别于仅在经济或家庭等私人领域活动的个人。所以,古代公民与外邦人、奴隶相对。〔21〕现代意义的公民,以国家为前提,或曰国民。公民是指享有基本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个体。现代公民可能是完全不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体,但只要使用“公民”一语,它所包含的参与意涵便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公民社会”取代“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流行,正源于现实中国维权、抗争事件的频发。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一种19 世纪意义的对某种静态结构的描述,既无法描述国家与社会融合的全能主义体制,也无法指陈今天中国的社会运动与抗争中形成的组织。面对全能主义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体制,无论是维护一己权利或利益,还是要求在决策方面的政治参与机会,均使公民一词在中国具有更为积极的、动态的意涵。

   平民,可泛指普通民众,区别于精英。但政治学中平民通常指向具体的阶层,它与贵族、君主相区别。平民指向人口中的多数,且常常是穷人。古罗马混合政体中,国王、贵族、平民三个阶层都有其恰当的位置,为了保护平民还设立有护民官。与人民不同,平民指向特定的阶层,人民则指向政治统一体。

   王绍光最后说: “所谓人民社会就是一国之内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对外,人民社会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骄傲地‘站起来了’,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内,人民社会既不是曾被梁启超讥诮、曾被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也不是靠某种假想契约维系的、独立个人的机械聚合,而是一个既磕磕碰碰、又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22〕王绍光对人民社会的界定与描述,表明他实际上陷入了“有机共同体”的泥潭,这种有机共同体的最大特征在于无视个体权利,其反现代的一面暴露无遗。这种有机体论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相背离,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实际为近代某种类型的浪漫主义所特有。沃特金斯分析此种有机体论时指出,前现代的农民长期与各种动植物打交道,生活在一个有机体的世界中,因而倾向于以此来类比社会,把社会也想象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23〕卡尔·波普尔则说,步入现代后对各种共同体的追求,乃是一种部落集体主义的迷梦,是人类文明史上步入开放社会后出现的返祖现象,有人试图重新遁入封闭社会之中。〔24〕王绍光呼唤的人民社会,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而是一种反现代的具有极权色彩的封闭社会。

   “人民社会”概念的问题,还表现在它无法清楚地揭示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及联系。王绍光展望的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有机共同体理想,与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甚为接近。不清楚国家或政府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处于什么位置。当他说人民社会对外“站起来了”,明显是在描述一个主权者形象,人民社会看来就是国家本身;而当他把人民社会定义为一个共同体时,则快速地倒向了无政府主义。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理论,其前提是现代意义的公民观,它展望的毕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由现代公民所组成的自由、文明、宽容、和平的社会,而在王绍光所描绘的有机整体里,个体的权利与尊严朝不保夕,个人是整体的一部分,为了保存机体,必要时要牺牲部分,如同被毒蛇咬伤为保证机体存活需砍掉某个手指一样,其间充斥的是压抑、恐惧甚或恐怖。王绍光“人民社会”定义中所讲的“磕磕碰碰”意味深长,仔细品味,令人不寒而栗。人民社会的“新话”(奥威尔语) 掩盖不了其恐怖本质。很简单,在现代公民社会秩序与王绍光展望的人民社会之间让人自由选择,大概无人愿意生活在人民社会那个有机整体中。

    

   三、无限民主的神话

   王绍光构筑人民社会的蓝图,与他的民主论是联系在一起的。王绍光说,民主在西方思想史上长期受批评,直到近百年来才成为“好东西”; 民主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人们不能在实践层面对民主一味抱“玫瑰色的期待”。对于这些叙述,笔者并无异议。然而,王绍光的观点不止于此。他以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为例,表达了对所谓西方式民主的强烈不满。比较突出的观点有,民主如加以限制,前面有了修饰语,比如“自由民主”、“代议制民主”,就是在阉割民主,那样的民主是不完整的民主。在“民主的异化”一章中,王绍光说,自由和宪制限制了民主权威的适用范围; 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 “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 普选的实现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王绍光讽刺说,宪政民主因对人财产权的保护成了“宪政财主”;〔25〕代议制使民主成了“选主”〔26〕; 政治献金的存在使民主成为“金主”。〔27〕王绍光又提出,真正的民主必须施行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引罗伯特·达尔晚年转向经济民主来佐证自己的观点。〔28〕最终,王绍光试图超越西方不完善的、虚伪的民主,他把希望放在了中国。他说,中国建设民主时“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29〕

   至此我们看到,王绍光心目中的“真正的”民主,实为一种不受限制的、运用于一切领域的民主。他希望由此超越西方式的“选主”或“金主”体制。然而,在笔者看来,王绍光的民主观貌似有理,实则存在极大的问题。

   首先,王绍光没有意识到,人类生活的目标并非只有“民主”一个,人们还有“真”、“善”、“美”、“自由”、“快乐”等多种价值的期待。所谓人民社会、全民民主,与人类生活自身的丰富性以及人的多样性相悖离。王绍光正确地描述了民主在西方受多种限制的状况,但他不能理解为何会有这些限制。以自由民主为例,在近代西方史上,自由主义与民主最初在反对绝对王权的道路上携手并进,但到了19 世纪中期,其间矛盾开始凸显,这源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悖论。及至20 世纪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 兴起,更是对代议制本身造成冲击。〔30〕自由主义民主,实是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尽可能地实现民主,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防止多数的暴政及政治的平庸化。并且,自由民主也从根本上区别于“不自由”的民主,例如塔尔蒙所讲的“极权主义民主”。〔31〕值得玩味的是,极权主义民主常常自诩为真民主而讥笑自由主义民主为假民主,而事实上,极权社会里普通公民连择业、搬家、选择商品这样的小事都做不了主,更不要说政治民主了。

   其二,王文对社会民主、经济民主乃至家庭民主的想象,罔顾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逻辑及伦理。韦伯尝言,在现代社会,幻想在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均奉行同一种伦理,是极不现实的。〔32〕哈耶克曾批评那些生造社会正义、经济民主、新自由等新词汇的论者,意在混淆是非,掩盖其真实诉求。他认为,无产者要对有产者的财产进行再分配是一回事,民主或自由是另一回事。所谓“经济民主”提倡者忘记了财富从哪里来的,又幻想只要对所有制进行根本的改造,就能带来经济上的平等。殊不知那样的社会,且不论缺乏效率,人们没有积极性,还以权力的不平等来取代经济上的不平等,以“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不劳动者不得食”。〔33〕在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的自由社会,穷人可以致富; 在权力本位的非自由社会,穷人不能变富,富人却会变穷,此外,还有饥荒、劳改营、各种审查制度在为人们准备着。王绍光在谈经济民主时,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财富观,似乎穷人与富人天然对立。其实,贫富为相对的概念,贫富无定势,俗话说,“穷来不是钉钻脚,富来不是铁生根”,人为地煽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繁荣。实际上,人们并非仇恨拥有财富者,而是仇恨不义之财的拥有者。在中国鼓吹所谓“不必对有产者让步”的民主,不知是要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哪些人。

   其三,王绍光的无限民主观,漠视个体价值,排除了对人间痛苦最基本的体谅与必要的同情,与其有机体人民社会观相配合,实为一种反现代的危险的学说。王绍光所构想的无限制的民主世界里面,容不下独立思考的大学教授; 那样的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社会里,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颜面扫地,所谓“劳动大众”,是不包括脑力劳动者的。相较而言,倒是胡鞍钢教授比较厚道,他内心十分清楚人民社会不是典型意义的民主社会。他最近发表的关于人民社会的论文中,从未出现“民主”一词。唯一与民主有些联系的表述是“人民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非人民社会是民主社会。即使在这一小标题下,胡鞍钢也没有提到一句“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令人惊讶地大谈谁是“人民社会的领导者”。〔34〕本是要讲人民当家作主,写的却是与标题毫不相干的内容,堪称文不对题之典范。

    

   四、小结

批评西方民主的弊病,并非难事。世间制度既是人造,本来就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当代中国人在谈论对民主模糊而美好的愿景时,表达的是对一种异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的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期待。“民主”与“公民社会”话语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人破除全能主义体制、理顺各种关系、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王绍光等所表现出的“超越”西方民主的情结,实为一种受屈辱的民族极易沾染的情绪,“一战”前德国人对法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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