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佟德志:中国式民主的客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

更新时间:2014-06-30 16:35:12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形成了客体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表现为民主与法治复合、民主与经济复合、民主与文化复合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复合结构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客体结构建设应该采用综合推进的战略。综合协调民主政治的客体、综合推进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建设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战略。

  

   与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相对应,“中国式民主”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词,这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同时,随着对上述主题个别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努力,即以一种更高、更宽、更全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考虑,中国式民主的结构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了。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客体复合结构,并展望了中国民主政治客体建设的战略远景。

   一、中国式民主的客体复合结构模式

   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十大结合,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经验最明确、最完整的总结。如果把这十条总结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作一个通盘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总体方针的确定,还是体系结构的搭建、目标价值的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表现出复合结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复合结构直接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合特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等论述直接表现这十条总结当中,[①]在其他章节,“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②]这样的论述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合结构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客体复合结构。

   从总体上看,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合体,这三个领域既分离又同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根据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理论,政治领域强调平等、技术—经济领域强调效率、文化领域则强调表现。由于三大领域在轴心原则上的差异,三大领域是分离的;但是,这三大领域却是人类同时生存于其中的三个领域,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换。社会结构的这种状况对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主政治需要作用于三个领域,使得三个领域的轴心原则更为平滑。比如,民主的原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而使得经济领域并非完全按照效率的原则运行。另一方面,三大领域的轴心原则会直接影响到民主,从而使民主政治表现出客体轴心结构,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特征,体现为宪政民主、资本民主、文化间与民主等诸多由于领域分离而造成的多种民主模式。[③]

   在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很高程度的复合。比如,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政治、经济领域高度合一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政企分离则是对这种高度合一模式的校正。这种领域的复合结构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得到了重要的体现。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即体现了民主在政治领域内与法治的一种复合形式;民主文化、公民文化的培养则体现了民主与文化的一种复合;民主在经济领域内贯彻而形成的如经济民主、管理民主等形式则是民主与经济复合的典型模式。三大领域与民主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客体复合结构的基本样式。

   1.民主与法治的复合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命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一理论亦不断发展,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民主的制度化不但有利于在实践中实现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构建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同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学说进一步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政体理论,成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

   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为民主与法治复合提供了基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民主与法治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只手”,[⑤]政党法治化、人民代表大会法治化等一系列重要改革取得了成功。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宪法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确立了政治法制化的目标,提高了宪法的权威与尊严,为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在加强民主建设的同时厉行法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稳定。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是一场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它更是一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97年的18年间,我国制定法律225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决议87个,以宪法为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形成。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内涵,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⑥]民主与法治协调发展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报告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作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更为有意义的是,融合了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文明”概念被正式写入党章,并通过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写入宪法,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任务。十七大则进一步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归纳为十大结合,为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统筹兼顾,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应该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面旗帜,同时,它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丰硕的成果。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民主与法治的复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就理论上来讲,民主与法治复合结构的形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一理论创见填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法学空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就实践来讲,强调法治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注重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

   从总体上看,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更深层次的民主与法治关系还在进一步的调整中。“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加强司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建设仍然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进一步地在加强民主政治与法治体系健康互动的基础上加强法治建设,不仅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同时也将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2.民主与经济的复合

   毋庸置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两翼。同民主与法治的复合相比,民主与经济的复合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关系,使两者形成有益的互动和良性的循环,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讲,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和谐的,市场经济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现代国家应用得出来的基本结论。然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复合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市场经济的自利性会破坏民主政治的平等性;而民主政治的强制性也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就两者的基本关系来看,如何推动两者的互补,既能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又能运用民主的力量规避市场的缺陷,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复合结构不仅是中国式民主的经验,同时也是用来指导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

   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经验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复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⑦]这不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的确立,同时还安排了一种在特殊历史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模式,即政治为经济发展服务,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到1985年,邓小平同志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时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⑧]应该说,这不仅是对改革开放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还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这种复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基本安排上,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复合化的客体环境。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明确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⑨]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基本认识使得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在理论上被安置在在一个政治经济的复合结构之中,即经济体制改革为民主政治提供经济基础,经济体制改革越进步,民主政治就会越发展;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直接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

   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两者之间协调的关键不在于谁先谁后,而在于两者之间合理关系的建立,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会像经济体制的变动那么频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或是冒进只能会增加违背经济规律,脱离实际的可能性;但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也会使市场经济的缺陷得不到合理的规制,从而使市场经济失调,造成社会问题乃至动荡,其结果可能直接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事实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⑩]

中国改革的成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自由放任,也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权威主义。这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效复合为前提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复合会进入一个更深入,也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任务将更加复杂和艰难,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可能会以一种全新的复合模式出现。市场经济天然存在的市场失灵等内部效应以及破坏环境等外部效应都需要民主政治来加以规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如加剧贫富分化等造成的社会问题更需要民主政治来解决。随着社会问题的突出,对民主的要求会越来越紧迫。如何在保障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59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