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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中国式民主的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

更新时间:2014-06-30 16:32:22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形成了复合结构。在主体方面,这种复合结构表现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结合等多种形式;在客体方面,这种复合结构则表现为民主与法治复合、民主与经济复合、民主与文化复合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复合结构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应该采用综合推进的战略。进一步培养民主政治的主体、协调民主政治的客体,综合推进中国式民主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战略。

  

   近代以来,民主越来越成为中国政体选择的目标。中国人对民主的探索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四个发展阶段,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重要目标。现行民主制度形式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应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治民主模式、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基层自治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形成。

   与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相对应,“中国式民主”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词,这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同时,随着对上述主题个别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努力,即以一种更高、更宽、更全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考虑,中国式民主的结构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了。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合结构,并展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战略远景。

   一、中国式民主的结构复合

   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①]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经验最明确、最完整的总结。如果把这十条总结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作一个通盘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总体方针的确定,还是体系结构的搭建、目标价值的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表现出复合结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复合结构直接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合特征。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②]作为与中国改革开放相协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外在结构上表现为复合特征。不仅如此,在治体制改革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之间的有机统一亦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内在的复合结构。这种结构复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表现为主体轴心复合与客体轴心的复合。

   (一)主体轴心复合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区别为个体、社会和国家三大方面,三大主体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影响。从现代政治主体的基本特性来看,个体强调自由,社会强调自治,国家则强调权力,这构成了各自的本质规定性,即轴心原则;同时,这三大主体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的一面,个体通过权利进入社会和国家,国家则通过权力返回到社会和个人的领域,形成轴心原则的辐射效应。社会主体的这种状况对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使民主政治表现出主体轴心结构,即:由于不同主体均遵循自身的轴心原则,其与民主原则发生作用的形态使得民主呈现出多元特征;另一方面,民主也会对三大主体形成不同的影响,从而使主体调解自身,提高自身的民主性。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不同主体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不同主体的综合作用。这就是民主政治主体轴心的复合效应。

   民主政治的主体轴心复合效应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同时也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从政治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进程,仅仅从某一主体出发对其做出解释是不可能的,也是片面的。就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家层面推动政治民主是主要的;同时,发挥其他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培养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这种复合效应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多重意义,最为突出地体现为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复合;前者凸显了中国民主政治主体复合的外部格局,而后者体现的则是中国民主政治主体复合的内部结构。

   1.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的民主建设是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从总体上为个体自由和社会自治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来讲,仅有国家层面对民主政治的建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个人层面的自由追求和社会层面的自治组织。在三个主体间关系的问题上,现代民主政治更强调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与互动。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个人自由上升到国家民主的过滤器和放大器,同时,还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纠集与转换的稳定器和缓冲器。

   就民主政治的基本主体动力来看,国空与公民社会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力量,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是从国家的角度推进民主,由于国家主体本身的内在规定性,结果会表现为国家层次的民主;同样,如果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推进民主,其结果会表现为社会层次的民主,这也是由公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对于健康的民主来讲,这两种民主显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时期,不同的主体会表现出一定的优先性。一般来讲,在一个民主制度建设的初期,国家层次的民主会在制度建设、宪法架构等方面表现出优先性。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会增加国家的负累,出现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等现象,同时还会挤压公共生活的空间,甚至侵入个人领域,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

   建国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直以国家为主导。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社会开始登上民主政治建设的舞台,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赢利组织(NPO)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团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中国形态的公民社会,为中国的民主化做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的结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逐渐出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共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全新格局。尽管国家本位的民主主体特征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但国家—社会复合格局已经开始形成,并且越来越重要。

   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中国在国家形态的民主之外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的民主:“非国家形态民主”,即发生在市民社会和自治活动领域而不是在国家生活之中、不体现国家权力关系的民主形式。这一民主形式广泛地包含了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军队中的“三大民主、社团的民主管理等民主形式。[③]把这种“非国家形态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突破口的认识实际上是强调了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力量,认可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复合作用。事实可能是,现代民主的产生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为前提的,但其成长却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平衡或合作,有机的公共生活是社会与国家有机互动,共同创造的,而国家与社会恪守各自权利所形成的责任要求,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基础。[④]

   公民社会需要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找到准确的位置,这并不等于说,公民社会成了民主化进程中唯一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过高估计公民社会的作用对中国的民主化并无益处。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真正有力量的社团往往不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架构起来的,而真正有利于民主的社团却处于非常无力的地位。[⑤]

   客观地讲,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家与公民社会复合结构的形成更多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成长。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仍然存在着规模偏小,质量较差,自主性不强,民主性较低等多种弱点,直接影响到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与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式民主政治主体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前中国国家建设的特殊阶段,依靠国家力量适度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积极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并确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主体作用的合理发挥。

   2.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内涵,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贯彻依法治国就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使其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就“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来看,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命题到“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形成了法治民主的复合结构。然而,如何处理“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协调,仍然是中国式民主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本质上讲,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就其形式来看,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内涵要素也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比如,两者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民主观作为指导思想,都坚持相同的民主原则,都坚持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总体目标上具有一致性。[⑥]而且,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基层民主,都离不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基本方面。在民主制度的建设,民主文化的培养等多个方面,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内涵是相通的。

然而,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并不排除两者在局部上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以两者关系在基层的体现而言,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两者在政治功能、具体目标、组织形式、实施原则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同,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紧张关系,甚至会演化为矛盾,从而形成的就不是民主模式之间的对接,而是错位,使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因为民主模式之间的互相影响而相得益彰,而是因为冲突而减弱。其结果不是破坏了人民的首创精神,就是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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