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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更新时间:2005-07-19 00:21:48
作者: 田野  

  

  [摘 要]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学术积累上的必要条件。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制度研究;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

  

  就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由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2tions) 的确立、扩展与强化无疑是20 世纪后半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革之一。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主要焦点,新制度主义( new institutional2ism)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概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范式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制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

  

  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其早期拓荒者们“大多局限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观”,[1 ] ( P215) 这一学科在幼年时期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在著名的“十四点方案”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希冀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制度来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在“十四点方案”的影响下,国际制度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时起就在其研究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理想主义以致命打击,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弭。对于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来说,大战的爆发与其说成是国际联盟与集体安全的破产,不如理解为美国为自己的孤立主义而付出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联合国的制度设计不仅为美国补救1919 年的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使美国在对世界事务承担领导责任的同时免于势力范围、同盟和均势斗争等属于“旧世界”的罪恶。

  

  在上述战后蓝图的背景下,战后初期的国际制度研究聚焦于正式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组织。《国际组织》杂志于1947 年创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利兰•古德里奇(Leland Goodrich) 的论文《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古德里奇认为,任何人想要理解联合国的机构设置,理解它们如何运行,成功的条件又是什么,就必须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国联的经验。基于这一认知,他从和平解决争端、宪章、结构以及成员国的基本义务等方面比较了这两个普遍性国际组织,以此来理解“进化过程中基本元素的连续性”。[2 ]

  

  从方法论特征上,此时的国际组织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制度细节的静态描述和比较上,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因而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不过也有些学者开始突破这一拘囿,不仅关注国际制度是否产生影响,而且关注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他们为此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洞见,例如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构成了国际制度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环境,制度的效率应该成为经验调查的对象,明确的组织结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达成国际合作的最佳路径等。[3 ] ( P733) 但由于没有一个概念框架将这些洞见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比较框架来检验它们的规律性,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在早期国际制度研究中仍占据着中心位置。

  

  20 世纪50 —60 年代在美国政治学界所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为早期国际制度研究带来了它所缺乏的方法论工具。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政治过程研究的启发下,海沃德•阿尔克( Hayward Alker) 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 根据相对完整的投票记录,寻求理解在权力和影响力可能不同的各个问题领域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行为。[4 ] 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Cox) 和哈罗德•雅各布森( Harold J acob2son) 则在官僚政治理论和政治系统理论的启发下,对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八个联合国专门机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的目标是确定影响力,衡量和评估影响力,并最终解释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是如何获得和运用的。”[5 ] ( P1) 此外,与国际组织研究息息相关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也从行为主义政治学中汲取了新的灵感。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等以欧洲一体化的现实经验为依据,细化、修正或检验了一体化理论的假设,提出了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渗透使国际制度研究开始摆脱旧制度主义的拘囿。这种从对形式或法律的静态制度分析到实际政治行为分析的研究转向,为日后新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一如奥兰•杨(Oran Young) 在编辑国际制度文献时所强调的,与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所关注的重心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因果机理,即“制度的运行是如何引导和协调行为的”。[6 ] ( P ⅷ)

  

  这样,得益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工具,在国际制度的某些研究领域中一度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这一领域仍与正式组织的研究紧密相连,而忽视了在更广泛意义上出现的规制化的或组织化的大量国家行为。”[ 7 ] ( P491) 20 世纪7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使国际制度研究过于强调正式组织这一缺憾变得更加明显: 当时最重大的国际武装冲突———越南战争是在联合国的正式宣言之外发生的;美国在1971 年单方面决定停止以美元兑换黄金,随后宣布美元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正在兴起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明显有能力颠覆关于油价和获得石油的既有安排,而石油消费国在随后十年所作出的反应也同样发生于传统的国际组织之外。[3 ] ( P736)

  

  面对“国际政治和正式组织安排之间”在现实中日益扩大的鸿沟,一些学者尝试以概念创新为起点来摆脱这一困境。1975 年,约翰•鲁杰(John Ruggie) 在《对技术的国际反应:概念与趋势》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的概念。1983 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主编的《国际机制》一书出版,国际机制理论由此走上了系统化发展的轨道。在1984 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发展出了一套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以此确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 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 的研究纲领。

  

  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

  

  作为一种溢觞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智识运动,新制度主义并非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严密整体。由于学理资源、研究假设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除了在“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上没有分歧外,新制度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差别可能大于它们与其他思想学派的差别。彼得•霍尔(Peter Hall) 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 认为,在政治科学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8 ] 本文即以霍尔和泰勒的划分为依据来讨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和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强调了交易成本权衡在制度选择中的重要性,引发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不同的交易相区别的基本维度,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根据威廉姆森的“三层模式”,政治制度大都是作为制度环境而存在的,但是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把政治制度看作特定的制度安排,然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从而形成了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一套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一如他在中文版前言中所坦言的,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 9 ] ( P21) 从国家理性的假定出发,基欧汉基于政治市场失灵理论和科斯定理,并借助集体行动理论和“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深刻论证了国际机制基于其功能而产生的重大价值。正如他在国际研究学会主席演说中所概括的:“理性主义的制度理论将制度视为影响成本的模式。具体来说,制度减少了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改变了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改变了‘阐明和实施以交换为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即使是在缺乏等级制权威的情况下,制度也能(通过监督) 提供信息、稳定预期。通过创造实现互惠的条件等方式,制度也会使非集中化的实施具有可行性。”[10 ] ( P166)

  

  基欧汉的功能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雄辩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但其缺憾也在所难免。斯蒂芬•哈格德( Stephan Haggard) 和贝思•西蒙斯(BethSimmons) 提出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7 ] ( P508) 基欧汉的这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为阿瑟•斯坦(Arthur Stein) 、邓肯•斯奈德尔(Duncan Snidal) 、肯尼思•奥伊( Kenneth Oye) 、利莎•马丁(Lisa Martin) 等学者所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一种,因此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

  

  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不断地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 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胁“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居于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例如,巴巴拉•克里门诺斯(Barbara Koreme2nos) 等十余位学者联合建立了一个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工程”。他们确定了成员身份、领域范围、集中程度、控制者和灵活性等可测的维度作为因变量,选择了实施问题、分配问题、涉入行为体的数目和不确定性的类型等因素作为自变量,提出了16 个可证伪的假说。[11 ]“理性设计工程”展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在遭遇诸多挑战时仍具有的自信与从容。

  

  2 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是从社会学的组织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在约翰•梅耶(JohnMeyer) 、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 和阿尔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等社会学家看来,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在内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或可欲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社会学家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根据霍尔和泰勒的概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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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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