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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更新时间:2005-07-19 00:21:48
作者: 田野  

  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所界定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包括为引导人的行动而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其次,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式、范畴和模型来影响行为。再次,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一个组织之所以采用一种新的制度实践,并非因为它提高了组织的手段—目的效率,而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8 ] ( P9472949)

  

  不难看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 “但是前者比后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理论框架”。[12 ] ( P327) 社会学家不但宣称社会结构是重要的,而且具体定义了社会文化的实质内容,即告诉我们,社会结构是什么? 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为一套强有力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套规则的核心部分是韦伯的理性观念。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方式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方式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 13 ] ( P19 - 20)

  

  与同样强调西方文化扩张的英国学派所不同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理论和假设是明确的,他们的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我们从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 等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就可见一斑。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芬尼莫尔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科学官僚制的建立、国际红十字会与《日内瓦公约》、世界银行与反贫困等三个案例作为实证材料来展示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即国际组织通过社会化来使国家接受新的政治目标和新的价值,从而对战争行为、国际政治经济的运转和国家自身的结构产生持久的影响。[13 ] ( P3) 达纳•艾尔(Dana Eyre) 和马克•萨奇曼(Mark Suchman) 则运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来考察常规武器扩散中规范与身份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武器扩散并非由于技术能力与国家安全需要的吻合,而是由于军事力量及其武器所具有的高度象征性、规范性特质。[14 ] ( P86) 。

  

  和同样具有实证主义传统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雷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节约成本的方式得到它所想要的东西,而且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参与日益增长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正如芬尼莫尔所指出的:“即使多边主义和国家利益相矛盾,多边主义的影响也将是持续的甚至强化的,因为它体现了更大的世界文化中的一系列中心价值。”[12 ] ( P339)

  

  31 历史制度主义。

  

  与上述两种新制度主义范式相比, 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更多地借助了政治学内部的学理资源。这一在比较政治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继承了旧制度主义传统中重视正式制度的做法,并且接受了集团理论关于各个集团围绕着稀缺资源而相互竞争的观点,以及结构功能主义将政治制度看作是由各个部分所构成的整体的观点。[15 ] ( P449 - 450) 霍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历史制度主义往往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二,他们强调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第三,他们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第四,他们特别注重在研究过程中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例如观念) 整合起来。[8 ] ( P938)

  

  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当时的一些学者在比较分析中更加系统地关注不同国家中将政治结构化的中层制度,以此来回应国际舞台上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和1973 —1974 年石油危机等问题而发生的剧变。[16 ] ( P5) 为了解释发达工业国面对共同的经济震荡却作出不同的政策反应, 彼得•卡赞斯坦( PeterKatzenstein) 强调了国内结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各国的政策反应取决于其国内结构,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各国的国内结构主要是其历史的产物。[17 ] 卡赞斯坦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开辟了一种“制度分析路径”(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马修•伊万哲里斯塔(Matthew Evangelista) 等将这一路径的应用从比较经济政策分析扩展到比较安全政策分析上,例如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军备政策。[18 ] ( P2082210) 托马斯•里斯—卡彭( Thomas Risse2Kappen) 则在这些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讨论了跨国行为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并将国际制度变量引入这一分析路径。他提出,跨国行为体的要求与嵌于国际制度的规范之间所具有的一致性将有利于它们对政策施加影响。[19 ] ( P299)

  

  在里斯—卡彭等沿着卡赞斯坦所开辟的比较分析路径扩展历史制度主义的大致同时,史蒂文•韦伯(StevenWeber) 等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将历史制度主义带入国际关系研究。韦伯在分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的起源时发现,如果制度网络使国家以相互协调的方式看待或重新界定其利益,如果关于利益的这些认知为制度和它们产生的结果所加强,那么共享的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就可能得以维持和扩散。[20 ] ( P2) 保罗•皮尔逊( PaulPierson) 在探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时提出,一体化机制一旦发展到某一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成员国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意外的“裂口”。[ 21 ]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 在关于国际关系中“宪法政治”的一篇宏论中指出, “历史突破点”的性质在决定“宪法性安排”能否出现的各种环境因素中最为重要,其判定则具体涉及旧秩序崩溃的程度、霸权国取胜的性质、战胜国权力的集中程度和参与战后安排的国家所持有的观念等。[22 ] ( P150)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所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确立运用历史(using history) 的研究议程来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从而为国际制度的变迁机制提供了相类似的解释。正如韦伯所概括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必然走向收益递减均衡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时,那么,理解国家和国际制度如何相互适应就意味着理解在具体环境中什么是可能的,确定变迁的主要关节点,描绘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一定的解决方案能够被维持,如果转到其他的路径上又需要哪些驱动力量。”[ 23 ] ( P257)

  

  三、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比较

  

  盖伊•彼特斯(B. Guy Peters) 在划分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流派时,除了上述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外,还专门划出了一个“国际制度主义”(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2ism) 的流派①。笔者认为,彼特斯所说的“国际制度主义”在范式意义上并无自己的明显特征,只是在研究领域上与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概述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同样呈现出霍尔和泰勒所勾画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分天下”的局面。

  

  詹姆士•马奇(J ames G. March) 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on) 在讨论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时提出了两个划分学派的依据。其一,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是“预期结果逻辑”(logic of expected consequences) 还是“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其二则为历史观,即历史是有效率的还是无效率的。[24 ] ( P954) 根据这两个划分标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基础上的区分如下表所示: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即行为体根据个体或集体目标对各种备择方案的可能结果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在“适当性逻辑”的传统内主张行动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行动关涉身份或角色的进化,并与在特定情势下身份或角色的义务相匹配。历史制度主义在“预期结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之间则没有确定的立场,往往在两者之间随意选取,同时使用这两种逻辑来阐明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8 ] ( P940)

  

  “预期结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为划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提供了依据,但正如马奇和奥尔森所指出的, 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是相互排斥的。[24 ] ( P952) 比如,我们若假定行为基础以一种可预期的方式随着时间而改变,就可以把“适当性逻辑”看作是“预期结果逻辑”在一定条件下的延伸或发展。具体而言,行为体基于工具理性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状态中,作为此类实践的结果,行为体形成了对身份的认同和对规则的服从。累积的实践越多,行动就变得越来越以规则为基础,规则就越来越多地代替和限制了工具性的计算行动,并且被传递给后继的行为体。在这样一种解读模式下,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对制度动力的解释上就成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演绎的“续篇”。再比如,我们可以将一种逻辑看作是另一种逻辑的特例。从“预期结果逻辑”出发,规则和身份仅仅是在实现预期结果的行动中将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工具。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学制度主义所强调的“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与深化的主要动力就在于这种文化规则能够比其他文化规则更有效地降低国际关系中的交易成本。但若从“适当性逻辑”出发,个体对成本—收益的算计却是与具体身份和情势相联系的一种特定形式的规则。如果我们转而相信这一点,那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强调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不过是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基础的世界文化规则所造就的一种观念。

  

  ① 盖伊•彼特斯认为,新制度主义包括七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参见B. Guy Peters ,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2litical Science , London and New York : WellingtonHouse , 1999.

  

  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分享了共同的前提,即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因此历史在研究议程中是无足轻重的。两者都认为,当供给和需求相吻合时,国际制度的数量就达到了最优水平。即使震动、意外事件、错误和其他外生力量会在短期内打破平衡,也不会产生长期的后果,因为体系自身具有重新平衡的趋向。[23 ] ( P248)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依赖于经济学中的均衡模型,历史的缺失自不待言,社会学制度主义也将规则、规范、身份、组织形式和制度看作一种有效率的历史的“副产品”,其原则仍然是比较静态的。正是在“历史是否重要”这一点上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分道扬镳。通过强调裂口、多元均衡、路径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网络,历史制度主义者提出,制度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是否适合当前的环境和政治条件,也取决于制度的起源、历史和内部动力。[24 ] ( P955) 他们通过对历史记录的搜寻来为行为体何以如此行动而提供论证。行为体的观念与身份、行为体的利益与策略和相互间的权力分配,都被历史制度主义者带入其研究议程。他们将这些因素置于情境之中,通过聚焦于政治情势结构化的方式来揭示这些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16 ] ( P13) 这种做法虽然使历史制度主义在理论的简洁程度上无法与另两种新制度主义范式相比肩,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制度分析所具有的现实敏锐性。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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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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