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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中的樊篱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更新时间:2014-06-30 09:57:29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其中有些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运思方式的偏差所致。这里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例。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其明显的虚假性,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当我们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催化构成“未来社会”的基础性因素萌生和发展的客观关系时,那么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暂时性便充分地呈现出来了。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地位被极端扭曲了,其主要表现是:把“资本主义”永恒化,把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具有的日趋增多的构成“未来社会”基础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并进而把“永恒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战略化。这样,当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试图用其制度和价值观“同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两个结果便产生了:一方面,一些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学者把抵制西方国家的“同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成为拒斥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把坚持社会主义视为坚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学者又把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视为必须要效仿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至少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两种认识都阻碍了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从方法论上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应作如是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或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获得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不过同时也存在着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抽象”化和“教条”化的可能。其主要根据是: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维护和控制既有社会秩序的特性,因此,当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念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这种特性。虽然,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特性,对于人类在民族国家制度层面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必要的,但这里不能不注意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特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会扭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一般说来,这种扭曲是通过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抽象”化和“教条”化而表现出来的。所谓“抽象”化是指: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的状况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体验相分离,逐渐嬗变为得不到人们普遍认同和积极回应的空洞口号。所谓“教条”化是指:把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一定阶段的认识绝对化,使之嬗变成为一种不能批判性审视的宗教教义或“符号”。当然,“抽象”化和“教条”化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在何种条件下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特性可能会扭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呢?我以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垄断“真理”、“资源”和“权力”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那么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就会被扭曲,而蜕变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桎梏。当然,这时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被异化了。在恩格斯看来,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应“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一般说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只有全面地反映了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的这种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特性,才能真正起到其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然而,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一定会阻碍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的不断改革和发展。而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中“抽象”化和“教条”化,往往是其在观念上阻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主要方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即:前者一开始就具有虚假性,而后者则是随着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而产生的虚假性。可见,即便专门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加以比较,也不能泛泛而谈,陷入抽象的泛论。

  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也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作为理论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具有其学术性、政治性和民族性。它们有相通之处,但由于在社会发展背景、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等方面的不同也有所差别。不过,这种差别显然与上述所谓“差距”问题没有关系。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综上所述,囿于“实体性思维方式”,把“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无视不同具体语境和时空坐标系中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就必然会不断设置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认识方面的樊篱。这种樊篱阻碍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同和追求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感悟,从而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上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最大掣肘。这说明,必须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作多层面的具体的批判性分析。

  

  二

  

  在当今时代,当我们把理论思维的视野扩展到全球,便会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如: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故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远近亲疏越来越不能用国家基本制度的异同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分别越来越追求社会主义多样化发展和资本主义多样化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选择越来越退居到意识形态的深层;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越来越多地渗透于超国家、非政府的国际组织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等理念中,以及他们的活动(如绿色环保运动、和平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中;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资本逻辑及其作用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这种新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又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等等。因此,我以为,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杂性,应首先在方法论上避免两种简单化的认识定式:其一,把资本逻辑发展的场域及其起作用的形态简单化;其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简单化。这两种认识定式都阻碍了对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复杂性的全面、正确的把握。

  这里先谈第一种认识定式。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曾经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在全球中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0页)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在今天仍然适用。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存在根基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这就决定了它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故乡,使其成为在全球不断扩张的牢固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比其在民族国家范围会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这也是资本强势国家一贯实行内外“双重标准”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本身就具有“天生”的国际性,不断生产和创造新的空间是其本质的外在表现形态。所以,查特吉所说的“殖民例外”原则,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于当今时代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今时代,资本逻辑运行的场域及其起作用的形态已与马克思甚至列宁那个时代有很大差异。如果说,在20世纪初以前,凡是与资本逻辑“打交道”的民族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或是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或是受资本逻辑的各种形式的全面控制,而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依附性”或“移植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自20世纪初以来,资本逻辑在全球的发展遭遇到内外两种否定性力量、关系和因素的抗拒,从而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一统天下”地位(不是失去主导地位),同时资本逻辑也由此被迫改变自己存在和起作用的形态[ 这里所说的“失去原有的‘一统天下’的地位”是指:与资本逻辑“打交道”的民族国家并非都会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或受资本逻辑的各种形式的全面控制;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非都是“依附性”或“移植性”的。这里所说的“改变自己起作用的形态”是指:从主要以直接的领土占有、暴力掠夺为手段来为自己在全球的扩张开辟道路,转而为主要以金融控制并辅之以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手段来为自己在全球的扩张开辟道路。]。

  目前学界流行着一种研究思路,即:试图仅用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张来解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所有人类的关系。我以为,这种研究思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里仅以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霸权为例。资本逻辑在民族国家间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霸权,但在现代复杂的国际生活中霸权是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既有资本逻辑霸权,也有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一直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强势霸权,虽然这两种本质上不同的霸权在其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至于在具体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中发生的霸权形态是属于资本逻辑霸权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势霸权,则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实际上,在当代世界历史中,仅资本逻辑本身已经越来越不能说明世界所存在和发生的所有关系了。首先,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前苏联为核心和以美欧为核心的两大对立阵营逐渐形成(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这两大对立阵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基本完成),打破了“资本逻辑”在全球的“一统天下”的地位,虽然这是以分裂的世界市场为其逻辑前提的。二是,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方面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使真正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虽然,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但资本逻辑的这种主导地位,丝毫不意味着它又恢复了其以往的“一统天下”地位。众所周知,金融资本是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基础和核心,但金融资本在构筑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为否定资本逻辑无限扩张因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在世界市场中非资本逻辑的因素、关系和力量获得了越来越大程度上的发展。而这些因素、关系和力量对遏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缓解其在全球的扩张所带来的恶果,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在向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的全面渗透过程中不断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全方位、有特色的经济活动不仅比较有效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而且也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人类造成的苦难。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中国在通过运用和驾驭资本逻辑来反对资本逻辑,在不断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过程中来遏制资本逻辑(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在资本逻辑还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此外,资本逻辑内部自我否定的因素、关系和力量在当代获得了较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随着科学技术和金融资本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始于二战后,自冷战结束以来它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征是:在所有制方面,以实体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为基础、为知识性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为主导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系统形态开始形成,所有权的主体趋于多样化和分散化,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日趋扩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旧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即人治的野蛮的统治关系)的形态开始被制度化和柔性化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所替代;在分配关系方面,人的素质和能力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参见叶险明:《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逻辑社会结构化的直接表现形态,前者的变化是后者的变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反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可见,无视资本逻辑在全球的发展所受到的内外两种否定性力量、关系和因素的抗拒,把资本逻辑发展的场域及其起作用的形态简单化,就必然会忽略全球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复杂性。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定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直非常流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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