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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谈藏学和“西藏热”

更新时间:2014-06-29 22:23:11
作者: 沈卫荣  
而近二十年来它更成为藏学研究的绝对主流。老一辈的著名藏学家如图齐、石泰安、黎吉生(Hugh Richardson,1905-2000)、Luciano Petech(1914-2010)、Géza Uray(1921-1991)和山口瑞凤等都曾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也都对西藏世俗的历史有过研究,然而,在新一代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中却再没有出现传统的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际藏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对其中的世俗文献的研究,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对其中的佛教文献,特别是密教文献的研究。

   而反观中国藏学界,至今我们依然在期待藏传佛教研究大家的出现,除了个别学者在古梵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能与西方学者同步外,整体而言我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王森先生写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的水准,这大概也是今天的中国藏学依然难以与国际藏学深层次地对话和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您曾经说过,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种是妖魔化,一种是神话化。我们先谈谈妖魔化吧。拿您主编的这本新书《何谓密教》来说,密教在西方一开始是被情色化的。

   沈卫荣:应该说,“想象西藏”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持续了很多世纪的有趣现象。大概是因为西藏地理上的不可及性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和设计空间,所以,世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西藏形象,一会儿将它妖魔化、一会儿又将它神话化。这种形象的变化与西藏本身没有关系,它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心灵的变化。当然,“想象西藏”并不是一个西方特有的现象,在汉族文化传统中同样如此。

   西方妖魔化西藏由来已久,其中一个最醒目的内容就是将西藏和藏传佛教情色化,从马可?波罗说西藏是在男女关系上最随便、最没有道德观的地方,到今人将疯僧根敦群培的《欲论》说成是藏传佛教的不二法门等等,无不如此。藏传佛教长期被人误解、歪曲,其中有涉性瑜伽的密教修习被无穷演绎,以至于将藏传佛教整体误解为一种性的宗教,把藏传佛教的修法看成是一种“淫戏”,或者“巫术”。这一方面引起了很多人对藏传佛教之正法地位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激发了当下大量精神上失去依怙的善男信女的好奇心。

   不瞒你说,我主编这本《何谓密教》的本意是启蒙,它包括知识和学术两个层面的启蒙,既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理解到底什么是密教,以破除对藏传密教的种种误解,也进而希望学者通过这本书知道我们该如何来研究密教。虽然这本书中收录了几篇专门揭露和批判西方人如何情色化藏传密教的文章,但它更是一部面向国内大众的书,国人对藏传密教的兴趣日益浓厚,而国内学界对密教的研究不但数量少,而且水准低,所以要借鉴西方密教研究的最新成果,来帮助我们了解近二百年来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象征符号和历史建构的诠释与争论,引导我们正确地理解和研究藏传密教。

   问: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当代,西方对西藏的“神话化”可以说是更为主流,比如著名的香格里拉传说。这可能也未必是政治原因?可能这种神话化也契合了西方的一些思潮,比如说反物质主义等等,借西藏酒杯,浇自身块垒。再往细里说就是,西藏是如何被“神话化”的?

   沈卫荣:你说得很对,神话化西藏无疑是目前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最初也不是政治,相反是香格里拉化的西藏形象促成了西藏在今日地缘政治中十分特殊的地位。有关西方如何和为何将西藏神话化为香格里拉,我在我的一本小书《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已经有了很多的叙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简单说来,西方人是将他们对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过去的缅怀移情到了西藏,香格里拉/西藏不过是后现代西方社会创造出来的一个乌托邦和精神超市。说到底,西方人对西藏也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喜爱,他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者也”,无非是要拿被他们神话化了的西藏作为认识自己的一个坐标,把它作为构建他们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参照和工具,所以,西方人神话化西藏真的就是如你所说的“借西藏酒杯,浇自身块垒”。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西方以神话化西藏为中心而形成的一套“西藏话语”具有极其强大的霸权力量,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当下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的定位和走向,而且也给国际藏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干扰。所谓“话语”,实际上不过是一套在对话交流中形成而被普遍认同的说法,然而当这些说法如此地深入人心之后,我们每个人的言语和行动便无一不受它们的制约和束缚。所以,当西方的这一套“西藏话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共识时,即使是最好的藏学家、最好的语文学家,实际上也不得不屈就于这一套说法,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这套说法,很难摆脱这些既定说法对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规范和约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探索新知,但因为受这些话语霸权的制约,我们常常是在做一些要证实这些既定说法之不误的工作,这是很值得我们时刻警惕的一件事情。

   问:我记得您也说过,西方人观念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比如说好莱坞的一些明星本来就是对物质最渴求的一群人,却视藏传佛教为时髦事。您怎么看这种“时尚化”?这种“时尚”似乎也在“出口转内销”,国内的很多商人、明星群体对此趋之若鹜。

   沈卫荣:日前看到网络上有人总结中国当今养成“新土豪”的种种特点,其中居然有“从汉人变成藏人”和“从狐朋狗友变为活佛同门师兄妹”等等,可见在当下的中国,追随活佛、信仰藏传佛教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当今国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之追捧的热烈程度完全可以媲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时代”(New Age)运动中的欧美人。虽然在时间上两者相差了二三十年,但在形式上却很相像,都有很多名流,包括商人和明星,在其中推波助澜,也都把曾经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的西藏一下子提升为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追捧藏传佛教成为一种来势迅猛、无法抵挡的新时尚。

   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见得一定就是“出口转内销”,不见得是国内的明星、大腕对几十年前的西方同行的刻意模仿,它反映出的更应该是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对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的强烈的追求,从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下我们这个时代之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些热切的诉求和典型特征。一个香格里拉化了的西藏虽然都是精神产品,但它在东西方还是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的意义的,当今的西方人习惯于拿西藏说事,鼓吹的是智慧、慈悲、非暴力、环保、男女平等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而目前我们国内的西藏发烧友还多半爱拿西藏和藏传佛教当作心灵鸡汤来消受,说的多半只是与个人情感、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小资式的小问题,表达的是一种多少有点矫情、做作的小情调和小清新。

   问:不过,神话化也好,时尚化也好,藏学对西方文化应该还是产生过一些影响的吧?

   沈卫荣: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们曾对西方学术中的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清算,这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也会矫枉过正,情绪化地全盘否认西方之东方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界用语文学的方法对东方之文献、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是我们人类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们对丰富东方文明之内涵、揭示东方文化遗产之精神价值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西方的藏学研究作为西方东方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揭露藏传佛教文化之博大精深、丰富人类之精神文明同样也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西方的藏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远比中国的藏学研究先进,更有成就,特别是他们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不但改正了以往人们对藏传佛教的种种误解,而且也把藏传佛教极为丰富的内涵和极其深刻的哲学、精神价值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文化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追捧,恐怕也与藏学研究的巨大成就有关,离不开世界上一大批优秀的藏学家对西藏文明的精深研究和生动表述。

   自然,藏学家也对妖魔化或者神话化西藏形象的形成负有一定的责任,譬如美国当代两位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研究权威Robert Thurman和Jeffrey Hopkins教授就必须对目前不切实际的神话化西藏形象负起部分的责任。前者将喇嘛、活佛捧为“心灵宇航员”,声称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科学所达到的深度已远远超越美国宇宙空间技术科学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而后者则将与藏传佛教本不相关的《欲论》称为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宝典,是保证行者同时获得肉体的喜乐和精神的解脱的不二法门。利用自己藏学权威的身份,有意地夸大,甚至歪曲藏传佛教精义,以混淆视听,这显然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藏学家的著作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力,严肃的学术著作读者毕竟有限,其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相反虚构的文学作品往往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位自称洛桑?然巴(Lobsang Rampa)的人,连续发表了《第三只眼》(The Third Eye,1956)、《拉萨来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1959)和《然巴故事》(Rampa Story,1960)等三部自传体小说,风靡一时,曾被翻译成很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很多西方人读了这三部小说以后从此就迷上了西藏和藏传佛教。

   当时欧洲的两位藏学权威,即英印政府的驻藏代表黎吉生和那位曾经在西藏住了七年的奥地利登山运动员Heinrich Harrer(1912-2006)见状急得直跳脚,他们死活都不相信这位洛桑?然巴真的是一位来自西藏的转世喇嘛,几次提出要和他当面用藏语对质,但都未曾得到后者的理睬,最终他们雇用了私人侦探,才发现这位所谓的“拉萨来的医生”实际上是苏格兰乡下的一位管子工,真名Cyril Henry Haskin。他连英国的国门都没跨出过,更不用说去过拉萨、西藏和日本了,所有的故事都是他闭门造车想象出来的。

   可是,虽然这位洛桑?然巴的真实面貌早已被揭穿,但至今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这几部小说中描写的西藏故事才是最真实可信的,至少它们比黎吉生和Harrer们的书要好看得多。人类不见得时时刻刻都想着去追求绝对的真实,而往往更喜欢相信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些东西,真实(truth)往往不如妙想(fantasy)更令人神往。

   问:我一直很纳闷,西方一神论的基督教文明,按说是排他的,它对伊斯兰文明就充满警惕甚至敌意,《文明的冲突》中甚至说它对儒家文明也有这种感觉,但为何对藏学和藏传佛教却是“包容”甚至友善的呢?或者这么说,每周去教堂难道可以和打坐念经兼容?西方政治文明竟然对“政教合一”的传统也可以包容吗?或者这么想是否对,西方对西藏的理解其实是“去宗教化”的,没有把西藏理解为一个与基督教相异的佛教文明?

   沈卫荣:你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复杂,不知道我这一句两句能不能把它说个明白。我觉得藏传佛教今天在西方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它既不是西方宗教宽容的表现,也不是“去宗教化”的结果,藏传佛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神坛”(An Alternative Altar)而被西方人暂且接受的,它最多不过是西方社会之“多元性”(Diversity),或者说是德国人喜欢说的所谓Multikulti Gesellschaft(多元文化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

藏传佛教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是神话化西藏的直接结果外,它还依托于另外一个国际性的宗教背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西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传教运动面临了巨大的挑战,早已不得人心,西方社会开始转而倡导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对话,以减少东西之间、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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