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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宇青: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形态探析

更新时间:2014-06-29 10:29:48
作者: 郝宇青  

    

   摘要: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苏联的官场文化主要表现为:浓厚的官本位文化、鲜明的政治忠诚意识、严重的官僚特权现象、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以及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等。这种官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坏了苏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苏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

   关键词:苏联;官场文化;表现形态

    

   在苏联,苏共是唯一的政党,自然也是唯一的执政党。①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秉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共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干部是党的意志、党的路线的具体执行者,斯大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1](p371)由此可见,干部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理论上说,苏共及其党员、干部具有先进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觉悟,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是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正确道路的工具。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上的应然性并没有变为实然的结果,这种弥赛亚的救世情怀却为日后执政者漠视人民权利,并利用手中职权攫取利益埋下了伏笔。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了颇具苏联特色的官场与官场文化。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为了研究的方便,对此只能使用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以作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宏观把握。基于共时性的分析,苏联的官场文化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浓厚的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及价值大小通常以是否为“官”以及官职大小为标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原本属于公共组织的权力颠倒为个人权力,并将其运用到个人的一切活动领域。[2]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做官、做大官常常成为人们一生的追求。而在这一狭窄的官场道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不知道多少人耗尽了一生的聪明才智,而他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或悲或喜的无谓角色。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以“官”为本位,使得那些行政体系以外的职业也常常以“官位”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毫无疑问,官本位文化是一种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苏联的官场中就弥漫着严重的官本位文化。

   应当说,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官本位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虽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源于苏联建政之初经济、文化落后的残酷现实,源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渴求,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化的初期目标,但同时,这种体制自身却在运行过程中逐渐陷入官本位的窠臼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由于政治权力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而政治权力的全能化、万能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此相对应,则是人们对于底层群众的蔑视。列宁就曾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对那些靠汗水和辛劳挣面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没有‘官场门路’的人心怀鄙夷”。[3](p191)二是“权力=真理”。在苏联,存在着“权力越大,掌握的真理越多”的现象。至于最高领袖,那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真理了。以斯大林为例。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斯大林获得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权是在1929年他50岁生日的时候开始的。[4](p54)在他获得最高权力的同时,自然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永不犯错和全知全能的人。1939年12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60岁寿辰宴会上,莫洛托夫说道:“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伟大的思想巨人,更伟大的领袖。但是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具有比列宁更出色的品质。……斯大林同志可以有资格称为人民的领袖。”[5](p238)既然斯大林是全知全能的人,那么,他必然是理论上的权威。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认为,斯大林是“专门领域里的科学家——革新者”,是“一切科学的泰斗”。[6](p530-531)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7](p479)于是,斯大林就成为了对苏联社会一切领域发号施令的领袖,他的言论也就成为裁剪苏联社会一切现实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三是权力的私有化。本来,苏联的政治权力源于人民,理应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性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公共的政治权力却转化成了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个人服务的场所。在苏联,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任人唯亲现象、特权阶层的形成以及特权阶层为自己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福利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表现。特别是干部任命制的实施,上级领导掌握着对下级的任免权,这样,下级干部为了获得晋升,必然会千方百计投上级之所好。前苏联学者巴甫洛维奇就认为,一个人职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②这种状况自然导致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学者指出,“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政治家都‘向下看’,都需要面向社会和选民,因为他需要选票。但在一个受‘共产党名录’系统控制的官僚体系中,一切都正好相反,官员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关心其选民的想法。他‘向上看’,关注于他的领导,因为如果领导满意,那其他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8]同时,在苏联还存在着一种变相的权力世袭现象,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干部制度的超级稳定,各级权力部门被一批人长期把持着,不仅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也产生了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使得苏联政治具有了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的特征,出现了苏联人所称的“官僚氏族集团”或变相的世袭制。有资料披露,勃列日涅夫曾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为其女婿丘尔巴诺夫疏通,让他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这位驸马爷收受贿赂654200卢布(折合美元105万),官位却是照样稳坐。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许多“小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角的平庸之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财富”。[9](p332)

    

   二、鲜明的政治忠诚意识

   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政治忠诚意识居于特别突出的位置。托洛茨基在1937年曾经针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别强调政治忠诚意识的情形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10](p116)虽然我们不能说托洛茨基的话完全正确,但是,他在这里却明确无误地道出了苏共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特殊主义的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巴林顿·摩尔也持有与托洛茨基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苏联权力的政治标准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的特殊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11](363)还有学者如G.格罗斯曼甚至指称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盗窃政体”:这意味着个人一旦成为党的权力机关的一员,就如同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个人献给组织忠诚和服从,组织则给他以职位、晋升和物质利益上的好处。[12]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马林科夫的副手安娜·楚卡诺娃以其亲身的经历,证明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她说,中央并不总是根据受贿、腐化堕落等实际情况和诸如党的监察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的报告,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13](p368)这里所谓的不同的人,其实就是由政治领导人根据这些人的政治忠诚度来判断和甄别的。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度意识的,常常不至于因受贿、腐化堕落等受到惩罚;而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政治忠诚度不高的,通常难逃厄运。

   针对苏联党政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主义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大卫·科兹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的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在斯大林时期即意味着坐牢或杀头。而在斯大林之后,“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14](p37)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的党政干部也没有摆脱政治忠诚意识的束缚。在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利沃夫区党委书记贡恰鲁克仍然强调要政治忠诚,并保护政治忠诚,他说:“社会应当保护那些忠于党的思想的人们。”[15](p616-617)

   的确,苏共要求其成员对党、对事业忠诚是合乎政治逻辑的,但是,它所要求的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政治忠诚,对于其成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强加的,却不是他们自己内在的选择。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说:“如果一致奉行的目标系由外部强加的,公民对这种社会的忠诚就绝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16](p232)这种对政治忠诚的特殊主义要求,在政治权力分配领域往往造成任人唯亲、裙带现象严重的不良后果(当然还有出卖、贿赂、逢迎等其他副产品),而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在客观上也促使着政治领袖、政党将那些较为核心和重要的且能够带来丰厚利益的工作给予其值得信赖的人,借此增加他们手中权力的砝码,增强他们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权重。

    

   三、严重的官僚特权现象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共领导人十分担心苏共会转变为一个官僚主义集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苏联社会中还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阶层。一般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期,发展于赫鲁晓夫时期,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据俄国学者的保守估计,官僚特权阶层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17](p571)

   布哈林早在1922年就认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他指出:“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即使手上长满了老茧……也不能担保不会变成一个新阶级,因为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部分从工人阶级中上升的人,脱离了工人群众,并以过去当过工人的资格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他们同样会成为某种种姓,并且也可能成为一个‘新阶级’。”他还说:“特别是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行政机关和领导机关都必定比普通工人拿多得多的消费品时,工人群众文化上的落后就会引起部分自身来自工人群众的干部极其严重地脱离群众的危险……拿工人阶级出身和无产阶级优良品质这样的话来否定这种危险是无济于事的。”[18](P265-266)布哈林这里所指的“新阶级”,其实就是后来在苏联社会中形成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应当说,苏联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苏联怀有好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他敏锐地观察到:“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19](p118-119)美国学者科迪维拉也认为:“在苏维埃政治制度的74年中,无数一文不名的人的社会层次升高了,得到了富裕的生活。有些人是在运动领域得到这种生活,其他人则是在技术领域或军事领域得到这种生活的。”[20](p100)

那么,就这样一个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来说,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则是名目繁多的。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制度化”,特权主要表现为:一是发放“钱袋”。除工资外,每个领导干部还能得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里面有多少钱,这些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标准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无从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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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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