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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中国思考

更新时间:2014-06-27 10:31:50
作者: 肖舜旦  

  它的外国游客的出入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更新的最好媒介。所以,“对外开放”,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先决条件。早在佛朗哥时代之前的1931年,西班牙一年的外国游客就是二十万,到了佛朗哥时代的1951年,已是五十万,1964年已达到1500万,相当于西班牙的一半人口。

  佛朗哥当政后,虽然选择了具有典型专制独裁特点的封建君主体制,几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专制者,但现在看来,这个专制者与历史上的其它专制魔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任上的许多作为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民主转型做了许多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他在其中也是“功不可没”的。首先,他在政治上专制独裁而国际社会也把他归入“法西斯”的同时,却没有心生忌恨,和世界作对,而是始终选择了“国门开放”,坚持让自己逐步融入国际社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措,说明这个独裁者的心里在疯狂追逐权力的同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到了百姓的利益。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极大“仁惠”:旅游对外开放使人民可以增加收入;西班牙贫穷时期听凭百姓外出移民,出入自由。这至少符合了 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提出的“人类的四大基本自由”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实际上就是给了百姓的生路。

  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对外封闭,固步自封,与世界敌视,过于激进荒谬的政治经济政策,如五七年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瞎折腾,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状,文革十年的祸国殃民等等,无不说明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把百姓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中,人权、民主犹如天方夜谭,百姓没有迁徙自由,言论自由,谋生自由,甚至在饥饿年代出外讨饭、乞求苟活的自由都没有,更不要说移民国外。在这方面,毛泽东弗如佛朗哥远甚!

  佛朗哥时代除了经济政策的正确外,政治上虽说以专制而臭名昭著但在具体实施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回环空间,其中隐含的民主实质依然有着深潜的基础,这一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高压氛围也无以望其项背。

  佛朗哥时代宗教信仰依然在民众中盛行,而天主教会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教会对社会的种种残忍不人道行为依然具有谴责、揭露、控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控诉和谴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民主的进步力量。而在政治力量的控制方面,也并非铁板一块的专制高压。事实是就在佛朗哥亲自控制的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并形成了不同派别,而佛朗哥统治的做法却竟然只是依靠这些派别,在派别之间实施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坐大而已。以此来看,文革时代的毛泽东统治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一党专政,一家独大。宗教信仰被严格禁止,党内、国内、民间绝不允许任何派别、声音存在,只有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是反党、反革命。在这种氛围下,民主的土壤及种子都给清除一空,只有专制铁律的杀伐之气甚嚣尘上。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所谓佛朗哥的专制与毛主义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甚至有天渊之别。

  佛朗哥专制与毛时代专制的天壤之别还体现在一个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即“媒体改革”事件上。

  20世纪60年代末,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经济上有了本质的变化,但政治制度显然落后于它的经济发展。对于这种制度的落后,佛朗哥应该有所警觉。变革,也就势在必行。为此,1969年,佛朗哥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把大权交给了他自己选定的一个接班人布兰哥,自己退居二线,只偶尔在危机时刻出来掌舵。正是在布兰哥主事期间,改革的呼声一点点地产生了,甚至出现了公开呼吁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的声音。而更重要的变化在于,早在1966年,在著名改革派人士佛拉加的作用下通过的“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的“新闻法”(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名不副实,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在七十年代使很多报纸可以公开发表对佛朗哥政权的批评文章,而这正是民主改革的基本前提。

  而对于这些政治改革的前奏变化,八十岁的独裁者佛朗哥都给与了默许,这种默许善莫大焉;而这种变化在中共的毛时代,是连一丝光缝都不允许泄漏的。

  由此可知,虽然佛朗哥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时间是在1975年11月20日,但是,政治改革的前奏远在60年代就已奏响,至于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改革则早在前佛朗哥时代的30年代就已经开始,而到了60年代末,经济改革就已臻成熟。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实现的政治改革,在1975年佛朗哥逝世后,能得以迅速实施,并在七年之内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绝非偶然,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者也。

  比照中国的现实,1976年毛泽东逝世,与佛朗哥的逝世虽然表面上看有着时间上相似的机遇性,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却有着巨大的丘壑阻隔。一、在此之前,西班牙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已然实施了四十余年,而此时距中国的经济改革标志年份1978年还有两年。当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自78年至今,也有了36年的积累,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经济基础才算完全具备了,但已经落后了30余年。二、中国的政治形势在1976年之前可以说是铁板一块的严丝无缝的封闭型,而此后自78年三中全会以来在政治改革上的步伐依然迈得极其缓慢沉重,虽然其间有过几次西风东渐的机遇,但均失之交臂。今日中国政治改革的民主氛围甚至还没有达到西班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开放程度,西班牙在那时已基本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今日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这方面却依然显得极其保守,谨小慎微,极其敏感,甚至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过,虽然主流纸质媒体的保守落后不可撼动,但毕竟已不可能大权独揽,时代科技的进步诞生了互联网的神奇,互联网的出现应该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巨大推动器,网络上的巨大声音基本可以弥补主流媒体的消极无作为缺陷。在传达民意民情,批评政府职能,向政府献计献策等方面互联网可以说功莫大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日互联网上的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声绝不低于1975年时代的西班牙民众和改革派的变革渴望,甚至可以说政治制度改革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已经到了“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时刻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似乎已然“杏帘在望”了。

  

  四、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依然潜藏着许许多多的变数,中国毕竟不是西班牙,两个国家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历史传统方面的,也有现实千差万别的国情和民情的制约。虽说我们前面从经济条件和政治民意上分析得出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条件已然成熟的结论,但是,两个国家在历史传统、文化承继、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性、人性、思想观念上的众多差异却依然形成一道鸿沟,难以跨越。

  某种意义上来说,西班牙在国家性质、文化传统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天然就具有某种民主政体的先天因素,这一点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历史上西班牙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国家,国王始终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威望,即便以专制独裁著称的佛朗哥治下,依然保持了对国王地位的尊崇,这就使得他的“独裁”即便在极盛时期力度也不免打折;其二、欧洲大环境下的宗教势力影响在西班牙一直处于发展态势,在民众中始终具有巨大的声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民主进步的强大推力;其三、西班牙的军队在国家事务上的中立立场甚至军人干政作为西班牙的一种传统,某种意义上竟然成为了西班牙政治局势稳定的一种保障,在某些关键时刻甚至可以起到一种权力制衡的巨大作用。这在一般国家的政治理念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西班牙这确实成为了一种历史真实。也就是说,在政府管理失效,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中,处于中立立场的军人站出来稳定局势,成为了西班牙军人荣誉的一部份。

  1977年,西班牙第一次大选后,确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刚刚完成制度转型的西班牙却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巨大难题,这难题就是西班牙内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改革一开始,执政党首苏亚雷兹没能成功解决巴斯克问题,而导致“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1981年,激进组织“埃塔”就利用过激手段,以获得巴斯克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成功地挑起矛盾,激起右派报复,搅乱了局势,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政府管理功能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国王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关键时刻,忠于国王的军人的参与扭转了局势,让国王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段西班牙当代史上著名的“2•23政变”竟然成功挽救了西班牙的民主进程。这次有惊无险的军人政变使得西班牙的执政者意识到了政府和军队合作的重要意义,从此开始了政府和军队在国家政策和状况方面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意味着政府和军队关系步入正常化,而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也就终于过去了。

  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民族性格问题。即在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启动的整个过程中,在政治改革面临种种焦头烂额的危机状况之时,西班牙的各派系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竟然能同舟共济,渡过难关,而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种优秀民族性格的展示让《启示录》作者林达都禁不住激情地赞美: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绝对臣服,他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王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诃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绅士的骄傲。”

  这里提到的所谓“臣服”式的“骄傲”,指的就是在政治改革陷入困境时,军人干政的异常之举对国王对国家展示出的忠诚无私的勇气和境界;还有原本势同水火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各派终于成功实现了一种伟大的妥协的“在真理面前”的“绅士”式“臣服”的骄傲精神。

  正是这种“骄傲”的宽容妥协精神使得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一路绿灯,渐入佳境。1981年,在成功消解了军事政变隐患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激进的暴力恐怖组织“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最终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2006年3月22日,“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这就是西班牙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的曲折漫长之旅中体现出来的诸多耐人寻味处,但是,仔细考察这些耐人寻味的“民主政体的先天因素”,这些条件我们却基本不具有;所以,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中国思考,虽说从大体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民意基础两方面——已然成熟,但是,真正的实施依然前途漫漫。

  

  五、

  

   “中国梦”是近几年来国人最热衷的一个流行词,这里体现了国人一种众望所归的对于深度改革的渴望;但是,每一个理智的“中国梦”的热望者都必须明白并且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中共多次申明,中国不适合多党制,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能走西方多党制的路子;所以,一党执政的民主宪政治理模式将在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国梦”实现的基本途径。正如国内许多论者所言,这种模式的存在有着强大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国情基础。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制度演变,始终走的是强者权威一统天下的路子,由封建时代的皇权演变到现代的党权,民众服膺的是“天下不可一日无主”的传统威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尽管这种传统思想观念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封建蒙昧落后色彩,甚至带有一种卑贱的“奴性”劣根性,但毕竟是传统文化土壤下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并接受他;而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尚待时日,在这种沉重历史因袭压力下,我们不能奢望西方的多党制模式在现代中国的完美再现,这似乎含有太大的风险。我们只有在现有的条件下谨慎迈步,继续“踩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向着改革的深水区迈进。

   目前看来,这种“迈进”虽然可以说是凯歌高奏,比如说“打击腐败”的党内整风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打的“老虎苍蝇”越来越多,“老虎”级别越来越高(近日副国级人物苏荣涉及严重违纪被查案的曝光意味着对老虎打击的力度加大);但是,别忘了,以目前的这种打击趋势来看,这种打击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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