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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任伍:“中国崛起”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更新时间:2014-06-25 09:38:07
作者: 唐任伍  

    

   中国崛起,不容回避的现实

   “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崛起、怎样崛起的现实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开始讨论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保罗·肯尼迪不愧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在几十年前就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自保罗·肯尼迪比较详细地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频频问世。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常规思考方式,严谨而又实事求是地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他认为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预测“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然而,也有一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散布“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企图阻挠“中国崛起”。相对来说,中国学者以“韬光养晦”心态,对21世纪“中国崛起”这一重大课题显得谨慎、冷静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从此,“中国梦”成为“中国崛起”最通俗、最全面的概括和阐发,她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温暖了全球炎黄子孙,激发和凝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强烈的时代性,引领着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中国崛起,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且灿烂文明从未中断过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一幅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这一时期强大而可亲,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只是到了19世纪才剧降到只占0.4%。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作者麦迪森的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达到高峰;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总和的5个百分点,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高。德国人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和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国力衰微,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为近代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始了“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何崛起,中国的抉择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其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5,因此“中国崛起”与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点不同,“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从人口大国到综合国力强国的转型过程,其崛起模式及崛起方式,不仅影响中国自身发展,而且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

   选择崛起的道路,首先要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不是通过战争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旧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方式崛起,而是合作与援助崛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因此,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了解“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障碍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中国在从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时间,进入“崛起准备期”,再从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时间,才真正进入“崛起起飞期”。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又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因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矛盾。

   从国内来看,财富的急剧增加却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资源环境的日益脆弱;市场经济发育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发育并不配套,导致腐败严重,权力和资源交易成为惯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到来;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每前进一步受到的阻力加大,改革成本大幅度提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恶性案件频发;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不断制造事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民生改善任务繁重……

   从国际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土尚未完全统一的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千方百计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干扰中国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底线;周边的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东海钓鱼岛、南海等地制造事端;美国借口战略东移,拉帮结伙,频频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

   尽管我国面临着重新崛起的重重障碍,然而“中国崛起”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一是中国已经积蓄了“中国崛起”的能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一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2万亿元,这一巨大能量的释放,有能力促使“中国崛起”。二是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实践证明,这种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能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又能够高效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集中资源应对风险、化解矛盾,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保障。三是 “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焕发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这是“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和软实力。四是“中国崛起”的社会结构已具雏形,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构建起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能够经得起社会变化的风浪,这是“中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五是“中国崛起”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形成了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消费市场巨大,这是“中国崛起”的内生力量。六是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强大的综合国力、政治力、军事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的声音正越来越被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所接受。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人已经选择了一条“中国崛起”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还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有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贫困和知识贫困,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中国崛起, 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至关重要

   大国崛起需要科技、人才、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支撑,科技是“中国崛起”之基,创新是“中国崛起”之魂。但是,“中国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还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它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至关重要,他是“中国崛起”的核心要素。

   纵观古今中外,但凡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中兴和崛起,必然有一个出色的领袖人物。汉代中兴得益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唐贞观之治来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高瞻远瞩;康乾盛世与康熙乾隆等英主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不是这些封建帝王创造的,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创造的。但是,一个国家在崛起进程中,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崛起时,领袖人物发挥了核心作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林肯的胆略和气魄,可能就没有今天美国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没有罗斯福的非凡领导,恐怕就没有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

   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尤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能力和魅力出类拔萃,能够举重若轻、“镇得住”、“玩得转”的领导人物来完成“中国崛起”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领导集体中要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他还以中国在崛起准备期中实践现身说法,“毛(泽东)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正是因为邓小平这个领袖人物的作用,中国才在危难中开启改革开放,才有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速度。“中国崛起”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一要个性鲜明,自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在关系到祖国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担当;二要有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性的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的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中国崛起”需要强大的战略决策能力,要站得高、看得远,有全局观、大局观,在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面前,信仰坚定,行动果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驾驭和掌舵中国这艘“超级航母”,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路“和平崛起”;三要具有影响世界的“软实力”。领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影响着“中国崛起”进程中青年人的方向,因为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其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是“中国崛起”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成为推动“中国崛起”内部变革的力量;四是领袖人物必须既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崛起”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作为领袖必须及时洞察世界风云变化,对世界的发展、国际的动向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在喧嚣的舆论风云中站得稳,才不致落入诸如“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圈套中。“中国崛起”是在中国的昨天、今天的基础上崛起,因此,领袖必须熟知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基础实现“中国崛起”。

   领袖的魅力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元素之一。纵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实践,可以说是向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习近平作为这个领导集体中的“领袖”,具备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崛起”的“中国梦”所需要的所有潜质和特征。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国崛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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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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