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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超:权力、话语与社会变迁:以“党的领导”作为关键词

更新时间:2014-06-20 10:44:52
作者: 蒋超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而是谁的意见对就尊重谁的意见。”?

   对事关全局的问题,法院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处理,但是政法机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要求法院又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所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而且,公检法三机关都是政法机关,平时在工作协调时,相互之间认识不一致的时候就会扯皮,这时必然要求党协调处理。所以应该欢迎党的领导,党还没有领导的,应当要求党抓紧领导。

   “方针问题,政策问题,牵连全局的问题,一定时候的打击方向等重大问题,或者三个机关解决不了的问题,党委要管……哪一个机关脱离了党委领导,就不会把工作办好,是要出乱子的。……三个机关不应该怕党委领导,应该要求党委抓紧领导。”

   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不矛盾。

   经历文革劫难之后,社会普遍认识到无法无天的恐怖,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是依法办事。在这个时期,对法律、法学和司法制度基本问题,已有一些新的认识。

   “我们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是讲方针、政策多,直接按方针、政策办事多,讲法制、法律少,讲严格依法办事少,即严格注意和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少。这在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时期是只能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在建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任务以后,仍然没有及时地同时强调加强法制,抓紧法制建设,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一大失误。”

   由于在较长时期中,党的领导被解释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在没有法律或者法律供给不足的年代,只要依据政策处理即可,这个不会出现问题。在文革之后,法律的重要性受到关注,所以彭真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年有篇讲话标题直接就是《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在有法律的年代,带来了一个急迫问题,在司法领域中坚持党的领导,但是通过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的党的领导与法律出现矛盾了如何处理?

   一种最直接的回答是认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和法律不会出现矛盾,因为它们是“有机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瑑瑢这种路径的解释用模糊的“有机统一”直接回避了如果路线、方针和政策与法律发生矛盾时候的处理问题。

   另外一种解释较圆满地厘清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之间的关系。

   “人民法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又必须严格依法办案。服从党的领导和依法办案是一致的。国家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人民法院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国家审判机关,它的职责就是通过审判活动实施法律。所以,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就是服从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

   此解释方法其逻辑是: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集中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领导因此集中体现在法律中。法院依法办事就是对党的领导的集中体现,所以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在逻辑上不会发生矛盾。不但如此,既然认为司法部门依法办事就是党对司法的领导,该论因此得以发展出这样的观点,为了确保党的领导的实现,要求“党支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刑法、刑事诉讼法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国家的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它们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体现了党的政策,并且由国家的司法机关负责统一实施。因此,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人民法院要实行独立审判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和监督,切实保证与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行使好国家的审判权。”

   这样的话,党领导司法不但不会影响司法,而且利于把司法工作做得更好。当然通过党的领导把工作做得很好的情况很多,比如“党的领导是支持各级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顶住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不仅如此,在权力行使保障和支持方面,有了党的领导,一切可以变得乐观起来。“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就是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最大支持,是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高效司法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人民法院单靠自身是无法完成法律赋予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的。”

   可见,没有法律的年代,党的领导谈不上与法律发生矛盾的问题;有法律的年代,依法审判和党的领导不矛盾,或者因为是“有机统一”,或者是因为党的领导和政策体现在法律中,法院依法办事就是党的领导,所以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根本就不存在矛盾。

   党领导司法是宪法原则。

   关于党的领导是宪法原则的论述,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期彭真是这样论述的,“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上了宪法的。怎么能把党的领导甩在一边呢? 这一条决不能动摇。”?

   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身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对此论述道:

   “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审判,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司法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严肃执法,首先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否则就无法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和统一。加强党的领导,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作为宪法原则其解释逻辑在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党的领导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自然应得到遵守。这样的解释面临的问题是,现行宪法于1982 年制定,尽管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在宪法中仅仅见于宪法序言而非正文。尽管在宪法的序言中多处提到党的领导问题,但是“都是用的叙述性语言,讲述历史事实和展望未来,并不是法律规定。” 因此,如果以党的领导作为宪法原则来解释司法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在宪法的正文中没有规定党的领导问题前提下, 可能还需要证明宪法的序言与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党领导司法是中国特殊情况。

   这种论证党领导司法的进路独特,近似一种对现实的认可和解释,这可以说是关于党的领导的较新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对于论证中国法院应该接受党的领导,该重要文献有着诸多创新和突破之处,特归纳如下:

   首先是对西方司法现实的明确承认。认为在西方,法院并不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给出了较有说服力的理由:西方国家的法院是代表资产阶级国家整体利益的,所以,代表整体利益的法院不可能接受代表部分群体利益政党的领导;西方国家只有执政党而无领导党,所以其立法机关、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都不受任何政党的领导,法院当然无须接受政党的领导。与此前法院系统论证党的领导的时候认为“党的领导是世界惯例”相比明显存在不同。同时,对西方的政党政治也给予明确肯定,认为西方政党政治中,一旦其党员被推荐为法官或者行政官员后,必须抛弃自己的政党倾向和不谋本党的私利。亦是突破了此前“即便西方社会中宣称司法独立,但是其不受政治影响是虚假的”的研究。

   其次,对于中国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的论证也有突破。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并将长期执政,执政意味着对国家政权的掌握,法院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部分,当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中国共产党自己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因为其政党利益、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高度契合,所以接受党的领导不会给司法权力行使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作者因此得出了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人民法院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是党情、政情、院情、民情等基本国情和国家治理规律决定的。”该文献是关于党的领导较新文献,其论证方式有诸多突破。

  

   话语、权力与社会变迁

   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司法大概有着上述多种论证逻辑或者方式。党的领导一直被视为定理,本来无须说明。为何从过去到现在都在不断的被强调和解释? 在这些关于司法是否应当需要党的领导的话语中,又体现了什么特征?

   (一)谁是言说者

   在进行话语的分析时候,“第一个问题是: 谁在说话。” 政党与司法的关系是司法制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谁都拥有言说此问题的权力。在言说党为什么领导司法的时候,言说主体主要体现为司法部门或者人大部门领导,最为集中体现为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力,一些话题是在某些场合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 可见,总有某些主体拥有言说的特权,在言说的历史中具有某些身份的人一直固定垄断了这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特定的权力主体拥有言说为什么党的领导的话语权力,言说者是拥有权力,但拥有却又不是最为核心的权力。?瑒瑤在更高层次的领导人的言说,如在邓论和毛选中,很少或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论及司法领域党的领导问题。

   司法问题难以进入政治核心人物的视野,一定程度说明司法制度问题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相对边缘化。

   (二)言说的对象

   在上述关于党的领导的言说中,其言说的对象可以细分为两种,直接的倾听者和“若隐若现的对立面。”

   在上述的言说中,由于言说的方式主要体现为讲话。讲话是在特定的场合发表,其直接言说的对象是出席会议、聆听发言的人员,主要为政法部门工作的同志,更集中体现为职位和级别比言说者要低的其他法院工作人员。面对“直接的倾听者”的时候,言说的目的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回答疑惑”,如在一篇论述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的文献中,该作者开篇就认为,“有的同志至今还在困惑,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法院不需要接受任何政党的领导,而人民法院却要坚持党的领导?”?瑒瑥言说的目有时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为司法部门内部的某些认识不到位,需要通过话语的方式加以挽救,“旧法观点,在我们司法部门里被批判过多少次了,可是还有。所以有,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打死。”?瑒瑦不管言说的目的的什么,针对直接的倾听者的言说方式比较温和,性质体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言说的对象被表述为“有的同志”或者“有的人”。

   除了直接的倾听者之外,话语言说的对象还包括“若隐若现的对立面”。之所以称为“若隐若现的对立面”,证明对立面在少部分时候是浮现的。当浮现的时候,其可能是具体的个人,例如在1957 年对党的领导进行质疑的水梓。 又如前文提到的主张“法院特殊论”的而受到批判的最高院法官贾潜。

   言说的对象中除了水梓和贾潜等极少数“浮现”人,大多时候言说对象针对的都是那些“隐藏的敌人。”因为是隐藏的,所以他们的面貌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又因为是敌对面,对言说对象的称谓不再是“有的同志”或者“有的人”,而是通过一种话语切割术,在确立“我们”之后,将言说对象明确归类为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他们”。

   “我们”和“他们”“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瑒瑩这时候,言说的对象既然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时的“有的同志”,言说方式就不再是治病救人时的和风细雨,对已经对站在敌对阵营的人士,“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对立面理应是被防范、被打击的对象。

   在一篇文章中,有作者这样认为:

“需要我们保持警醒的是,某些人打着司法独立的旗号而(怀有)反对我国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图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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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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