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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

更新时间:2014-06-18 22:34:02
作者: 李昌庚 (进入专栏)  
其结果容易造成欺下瞒上、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等不良社会习气。而这源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自身逻辑生成的结果。

   其实,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的上述特征在西方社会早期等世界上所有熟人社会阶段均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以自然经济和集权政治为基础的特定历史时期熟人社会的共性。只不过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的周期更长,因而其特征更为明显罢了。讨论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的诚信话题,无意亦并非否定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如同讨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熟人社会历史阶段一样。更何况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并非诚信等某一主题所能涵盖和解释清楚。反思历史,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更好的未来!就如同反思历史的欧洲文艺复兴推动西方文明的发展一样!

   (四)相对意义上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诚信生成机制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的过程。尽管熟人社会并存着诚信缺失与诚信扭曲问题,但毕竟有着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维系着熟人社会结构。但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诚信生成机制又主要面临着如下障碍:

   一是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和城乡差距较大,导致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中,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同时交替并存。一方面,适应于熟人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逐渐解构并趋于失灵,比如宗法制度、集权统治、教条式或“真理”式说教思想等。另一方面,适应于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尚未形成,比如法律信仰、权力制衡体制等,甚至仍用残余或趋于失灵的传统治理模式治理正在形成中的陌生人社会。从而导致诚信机制不足、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稳定系数降低等问题。这不仅是中国近现代转型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特定阶段的表现。这并非源于有些学者所谓的“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陌生人社会容易激发人们不诚信的动机,导致诚信缺失”,[10]13而是源于尚未形成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而适应于熟人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又逐渐趋于失灵等因素。

   二是尽管人们不断感慨“近距离”的熟人社会将人性“恶”的一面充分暴露,但传统制度文化及其历史惯性又使人们尤其既得利益者有时习惯甚至陶醉于这种人身依附性的熟人社会关系。一方面,前已述及的基于“废除百家、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所谓传统儒家文化植根并依赖于熟人社会关系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从而不利于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生成。另一方面,原本许多思想观点基于生产力极大丰富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定时期却被教条主义者加以异化。这种被教条主义者所异化的某些传统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定时期又恰恰容易与所谓的传统儒家文化在某些方面相吻合,这也是中国的特殊性之一,从而进一步抑制了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生成。虽说某些传统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胜利初期、革命领袖魅力影响等特定时期会对诚信机制起到一定正向作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均有所体现。但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缺乏制度支撑、忽视人性的运动式思潮难以维持持久性作用。虽说党和政府试图通过周期性整风运动来纠正种种偏差,但却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在此背景下,尤其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看似我国有着所谓的传统儒家文化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国人实质存在着扭曲甚至缺乏民族文化及其信仰问题。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和敬畏之心,进而不利于制度形成和秩序构建,还谈何诚信可能?

   三、当代中国社会诚信机制构建

   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趋势。中国也不例外。构建适应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是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这并非因为西方陌生人社会存在,而是源于人类社会市场经济的选择及其陌生人社会自身发展规律。

   尽管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有着诸多共性,各国可以相互学习与借鉴,但因国情差异,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各自特点。即便美国与日本、法国与德国等也不例外,更何况中国。因此,中国应当立足于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地区发展差异和城乡差距较大、儒家文化传统等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构建适应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社会诚信机制构建的一般要求是:

   (1)从立足于个人的信仰文化建设来看,真实地面对人性,不能拔高和苛求人的道德要求,不能仅仅充当道德“卫道士”而“道貌岸然”。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管好自己就是对他人和社会的最大贡献。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适应人性“恶”的一面,以达致“抑恶扬善”功效的信仰文化。

   (2)从立足于社会的制度建设来看,以人性及其文化的包容性为逻辑起点,构建适应人性“恶”的使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诚信机制。其中,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建设是关键,而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诚信治本在于人心教化”。[10]14制度建设就如同罗尔斯所理解的“权利、义务等的公开规范体系”,[11]从而将人性“恶”在制度面前尽可能得以抑制,进而取得一种制度诚信。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诚信机制构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为构建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及其契约关系提供物质保障。这是陌生人社会的经济基础。

   (2)通过社会生产方式、生存方式转变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倡导并构建彼此相对独立的“小家庭”社会结构,从而将人从家庭或然“内耗”中解放出来,进而走出“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怪圈。这是陌生人社会的家庭基础。

   (3)改革与完善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制度支撑。通过遏制公权力和释放私权利,可以达到如下目的:一方面,避免或减少人的人身依附性,从身份走向契约,从而将人从单位或组织或然“内耗”中解放出来。这是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树立政府公信力,从而走出“塔西托陷阱”。[⑥]没有公权力公信力,便没有社会诚信。这是陌生人社会的政治基础。

   (4)构建平等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变社会“潜规则”为“明规则”,改变“圈内”、“圈外”双重道德标准,使人与人交往、民族及其国家治理均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没有法律公信力,就没有社会诚信。这是陌生人社会的法律基础。

   (5)通过市民社会大力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变公权力为私权利,自主推行信仰文化。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并应当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立足于人性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在私权利主导过程中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才能得以继承与发展。一个包容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才会拥有真正的民族文化。只有这样的民族文化,才会有信仰文化的生成。而信仰文化又依赖于法治保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前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当以此逻辑起点生成,从而避免运动式的短暂效应窠臼。这是信仰文化培育和生成的关键。

   信仰文化对诚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信仰文化有助于从精神层面上培育人的道德底线和敬畏之心,达到“抑恶扬善”之目的,从而有利于诚信生成机制;二是信仰文化有利于良好制度形成及其秩序构建,从而为诚信生成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一旦脱离了上述制度安排,所谓“道德先行”式的诚信倡导只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做法。必要的诚信倡导也应当基于上述制度安排的同步考量。

   总之,中国社会诚信机制应当以法律信仰为基础的制度诚信为主导。人与人之间只有在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中,基于法律信仰,才会流露出最真实、自然、可靠的真诚、热情、爱心与信任,以及相应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唯有这种诚信,才最符合人性,才最符合平等、自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理念。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人的素质才是自觉提高,才会有道德自觉,而非外在政治苛求;才有民间力量的信仰诚信文化推动。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互动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诚信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说真话”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反思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就是将人从复杂人际关系中逐渐解脱的过程。这不仅有助于民族文化复兴,也有助于中国社会平稳转型!

   四、尚未了结的话题

   行文至此,或许能够发现,现实社会中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科研诚信、大学生诚信等若干话题,以及所谓的“鼠肉变羊肉”、“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以及“缺斤少两是所谓行规”等现象,均是诚信的表象问题。就“表象”论“表象”,只能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做法。唯有顺其人性,适应人性,并加以制度构建,方是中国社会诚信建设的治本之策!一言蔽之,诚信关键不在于道德说教,而在于制度实践。

   固然“真话”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约束,但无论“真话”是否正确,只要是发自内心符合人性的话语,就符合诚信机制。当“说真话”的人在一般意义上不再被视为“幼稚”或“另类”的时候,并使本来不是问题的“说真话”这个话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时,也就是诚信社会成熟期的来临!

  

   参考文献:

   [1] 孔丘.四书.五经---论语[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4.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18.

   [3] 孙德华.<尚书>诚信思想探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21.

   [4] 王君柏.顾炎武的风俗论与社会诚信建设[J].贵州社会科学,2013(4):39.

   [5] Aristotle. Politics,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M].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ed. and introduced by Richard McKe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41:1263 at 25—29.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2.

   [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9] 参见韩非子.韩非子.八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阮博.“反思与突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诚信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13(1).

   [1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4.

  

   Analysis on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grity

   Li, Changge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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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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