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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法律保留之适用

更新时间:2014-06-17 09:24:30
作者: 郑贤君  
附条件的法律保留又称为加权(重)法律保留,指宪法不仅规定了某项基本权利须由法律予以限制,且规定了限制的条件。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8条第三项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公约》第19条表现自由附加了相同条件。易言之,加重法律保留虽然在规范形态上是宪法保留,但仅从形式上限定限制的主体和条件,而未涉及法律规范的实质内容,并不能完全排除授权行政机关限制基本权利,与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义务具有质的差异。例如,紧急状态之下发布规范性文件限制基本权利,必须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属于附条件的加重法律保留,但依然可能是行政机关为之。倘若将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完全等同,既降低了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又与“义务法定”所要求的国会保留相去甚远。结合我国目前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实践,明显不符合义务须由人民代表机关保留的法治原理。

   3.基本权利最强限制。虽然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限制同属于基本权利干预,其哲学基础和宪法位阶使基本义务在权利侵害强度上远高于基本权利限制,属于基本权利的最强干预,以强制性而非授权性规范表现,并决定二者适用不同的法律保留。基本权利干预之法律保留以法律的形式保留为足,基本义务之法律保留必须适用强化法律保留,明确只有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原因在于基本义务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强侵害,在任何时候应排除行政机关。尤有进者,虽然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同属于基本权利侵害,且俱属于合法侵害,但其哲学基础决定其与基本权利限制具有质上的差异。基本义务之权利侵害,乃是于道德和政治上为了保全国家存在,具有前宪法性;基本权利限制之权利侵害,乃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他人自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基本义务之权利侵害立足于政治与法律双重秩序之内,基本权利限制之权利侵害仅立基于法律秩序之中。鉴于二者本质之差异,须于语辞和规范双重层面昭示二者之分殊,界定其区异。故一为基本权利限制,一为基本义务;一为授权性规范,一为强制性规范。前者适用普通法律之形式保留,后者适用强化法律保留。

    

   四、宪法界限

   强化法律保留明确立法权受宪法限制,须以比例原则审查义务法律是否逾越宪法界限,是否侵犯其他基本权利。惟基本义务具有双重属性,仅在法律意义上等同于基本权干预,适用法律保留,其政治性何如,不同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司法法理。

   1.立法权受宪法约束。遵循义务法定,立法机关有权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但其权限受宪法限制。这一限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立法权不得逾越自身界限;一是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从超越权限一面来看,以美国税法为例,税收是国会征税权(taxing power)的行使,最高法院在多个判例中确认征税权需受宪法限制,意味着规范税收义务的立法权受宪法双重限制,即权力和权利。例如,在著名的童工税法一案中(Bailey v. Drexel Furniture Co.),[13]最高法院一方面运用比例原则裁定将税收作为处罚方法不符合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缺乏关联,另一方面裁定国会违反联邦主义,超越权限,行使保留由各州的权力。[14]这就是说,国会从两方面逾越宪法界限:一是国会征税权的行使超越了宪法设定该权力的目的,二是国会侵犯了州权,决定企业是否能够雇佣童工是宪法保留给各州行使的权力。从侵犯公民权利一面来看,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界限,规范义务的立法权任何时候须不得抵触基本权利。在Marchetti v.United States一案中,对于非法赌博征收联邦职业税,被告人根据权利法案第四条提出反驳,认为对赌博征收职业税,违反了自证其罪原则。鉴于法律禁止赌博,如果当事人交纳职业税,等于证明自己实施了赌博行为,属于自证其罪,[15]法院支持当事人的主张。在涉及税法的判例中,鉴于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某项税收构成征收,意味着公民财产权受到侵犯,须予补偿。

   2.不得侵犯其他基本权利。除立法机关在涉及义务的法律中不得侵犯基本权利外,基本权利具有优位性,是国家权力的边界,任何国家权力须予遵守,规定义务规范的法律亦不例外。基本义务可同时抵触多个基本权利。以兵役义务为例,该义务可能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权、职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权(女性服兵役)等。美国法院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宗教和良心自由作为兵役义务的宪法界限。[16]又以纳税义务为例,纳税义务不仅与财产权抵触,还与营业自由与平等权相抵触。以美国为例,涉及兵役义务的同类案件的先后裁决甚为不同,[17]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司法决定判然有别。越战时期,拒服兵役义务的法律不再被宣布为违宪。[18]其根源依然在于基本义务对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及强制性,说明政治性是基本义务的潜在含义,非宪法化并不影响其根本属性。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这一隐性意涵就会适时浮现,成为制约法官裁量权的根据。

   须予甄别的是,基本义务抵触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等同于基本权利冲突。个人行使权利不得侵犯他人自由和权利,这在基本权利原理上构成基本权利冲突。但是,此抵触不等于彼冲突,原因在于主体和规范形态的差异:其一,基本权利冲突发生在私主体之间,两个基本权利主体同时主张不同的基本权利,基本义务之抵触其他基本权利并非发生在私法关系中私主体之间。基本义务是个人具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前提下国家对公民的强制性要求,基本义务主体是“公民”并非“私人”,强调个人的公共属性,是作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公”的一面,而非“私法”上的个人。其二,基本义务规范的强制性。基本权利既是授权性规范,也是任意性规范,排除那些古典自由人性论意义上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基本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基本义务则是强制性规范,要求公民必须履行。其差异实质在于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义务之权利侵害强度的差异,基本义务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强侵害,也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约定,构成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之,基本义务之抵触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等同于私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冲突。

   3.适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展开,主要在于确定干预基本权利的目的与政府所欲达至的目的是否相称。在美国童工税法的违宪判断中,法院的推理包含了这一内容。法院认为,宪法第8条授予国会征税权的目的仅限于为国库增加岁入,税收只是国家实现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童工税法则是为了处罚而对雇佣童工的企业施加税负,亦即该法以税收手段实现处罚目的,法院判定目的与手段之间不相称,童工税法违宪。[19]台湾地区释688号判例基于基本义务的双重属性对税收义务法律作出了二分:一为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它们由法律规定;一为基本义务的细节和技术性规定,它们是法律授权行政部门制定的涉及义务的决定、办法、条例、规定等。多数意见认为,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免受审查,那些细节性与技术性部分属于单纯法律上的义务,须依比例原则审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联性,判断是否侵犯了基本权利。其根据有二:一是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不单纯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二是基本义务不等同于普通法律义务。进一步的理由如下:其一,被制宪者“基本化”的某些人民作为义务,逻辑上与基本权是平行的,同处于宪法位阶,彼此的冲突只有“调和”的问题,而不能从特定基本权的角度,以基本义务当然构成对基本权的限制,认定其不得逾越的界限;其二,基本义务的具体化应该只限定于那些核心的决定,那些细节性与技术性的规定所含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属于单纯法律上的义务,需要从基本权限制的角度加以审查;其三,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其核心决定部分,不构成基本权限制部分,不应予以审查。[20]

   比较台湾地区与美国判例可以看出,美国直接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审查国会税法,台湾地区只同意对授权行政机关规定的技术性和细节性适用比例原则,放宽了由法律规定的所谓“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这一差异表明美国较为鲜明的限权宪法思想,即使是涉及义务的法律规范,法院依然致力于考察国会权力(征税权)的合宪性,既审查立法权是否逾越权限,也审查是否侵犯基本权利,是适用强化法律保留审查义务规范的实际例证。美国义务未宪法化不影响法院对立法权的宪法限制,台湾地区义务基本化却给予法律更大的优渥与宽容。“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实质是疏于对立法权的监督,也是对强化法律保留原则的稀释。

    

   结语:民主正当的唯一性

   法律保留适用于基本义务法律合宪性审查的前提是认可由选民选派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为民主正当性的唯一基础,肯认宪法只赋予立法机关享有设定义务的权威。这也是义务法定原则深刻的法理源渊。不同法域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时表现有所不同,期间经历了认识上的逶迤转变。从早期坚持基本义务不具有宪法界限,到其后接受基本义务是对基本权利的侵害,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予以审查,表明接受基本义务须受宪法限制的思想流变轨迹。而契约论作为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干预法律之差异的前理解,构成强化法律保留适用的政治缘由。

    

   注释: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与司法审查标准”(13YJA820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作者在2003年提出“公民义务的宪法界限”一词。由于当时基本权利总论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乃至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等问题并未浮现出来,只是笼统地停留于认为基本义务有可能抵触其他基本权利,并未触及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即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及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2也。

   [②] 参见谢立斌:《宪法财产权对税收的规范:中德宪法比较研究》,载《税法理论与实务》,2009.6,第65页。

   [③] 240 U.S. 1(1916). Brushaber v. Union Pacific Railroad。亦可参见刘连泰:《劫富济贫”抑或“有缺陷的正义”—-美国的联邦累进所得税之争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02。

   [④]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

   [⑤]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

   [⑥]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

   [⑦] 宪法保留指某些基本权利由宪法本身设定了限制的目的、条件、范围和尺度。法律保留又可分为简单法律保留和特殊法律保留。

   [⑧] 简单法律保留指宪法只笼统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但并未规定具体的限制条件,其规范词语通常表现为“由法律加以限制”,或者“由法律规定”等。加重法律保留指宪法不仅规定了某项基本权利须由法律予以限制,且规定了限制的条件,某项基本权利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予以限制。

   [⑨]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律评论》第39卷第3期,2010年9月,第29页。

   [⑩] 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律评论》第39卷第3期,2010年9月,第59页。

   [11]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律评论》第39卷第3期,2010年9月,第59页。

[12]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重点整理http://www.tman.tw/modules/tadnews/index.(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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