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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为业余汉学孤独地喝彩

更新时间:2014-06-15 20:48:13
作者: 胡文辉 (进入专栏)  

  


   这个题目差不多是抄来的。

   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64年组织过一系列的文章,对中国研究领域作出一番反思与商榷。这批文章已中译为《关于美国中国学的一场学理探讨》,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当其时,老派的欧式汉学(Sinology)已受到新兴的美式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排挤和讥讽,英国崔瑞德感觉不满,遂有《为汉学孤独地喝彩》(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之作。在今日中国学界,举凡西洋汉学,无论新旧,地位都崇高得很,本来无需我来喝彩。我想特别报以掌声的,只是那些在西洋汉学豪门之外的边缘人物——尤其是高罗佩。

   我写此文的动机,主要是源于沈卫荣先生批评高罗佩的那篇《大师的谬误与局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6月5日)。沈先生有藏文的学力,对藏学、佛学领域的学术文献掌握之丰,在汉语学界自属罕有,其专题性研究值得我们敬重,但他对高罗佩的这一批评,我以为不甚公平,至少是过于夸张的。

   关于沈文涉及的藏传密教“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之类问题,以事涉专门,不敢具论,只想谈谈高罗佩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其中最重要的关节,是《元史·哈麻传》这几句:“……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高罗佩解释道:“我也未能搞清‘八郎’的来龙去脉。但我推测,十六当是代表十六个密教女魔,她们与代表其男性配偶的男人性交,一对女魔共一个男人。”(李零、郭晓惠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第四章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而《庚申外史》有同一事的记录:“巴郎太子,帝舅〈弟〉也。在帝前男女祼居……”(参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70-71)我们对照《外史》,当然能明白“八郎”即“巴郎”,是指一人,而非八人;但高罗佩未见《外史》的记载,又忽略了《元史》上文还有“与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等十人”的话,仅根据“八郎者,帝诸弟”一句,猜测“八郎”是八个人,又哪算得上可笑呢?事实上,《元史》这个“帝诸弟”实在很含混,极容易让人以为“八郎”乃“帝”之“诸弟”,这样的话,高罗佩的“谬误”也就可以理解了。沈先生不提及《庚申外史》的关键作用,直指高罗佩“啼笑皆非”,可以说是为了突出己之立论而夸大了论据。而且,翻检沈先生的著作,他此前已一再指出过高罗佩这个“笑话”(《神通、妖术和贼髠:论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说跨文化误读》,《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鸡三吃,是不是过于乐此不疲了呢?

   我读沈先生《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的代序《我的心在哪里?》,最强烈的感觉是他对中国本土的文献学传统似乏了解,以为外国的月亮更圆,过分高调地抬举舶来的“语文学”的方法,有点大惊小怪了;而读《大师的谬误与局限》一文,又感到他有一股学院派的傲慢,借用当年陈克艰批评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文的标题,可谓“语文学的无端骄傲”,有点小题大做了。

   其实,仅从《大师的谬误与局限》这个题目,就可见沈先生的揶揄意味。有谁说过高罗佩是“大师”呢?在汉学领域,他恰恰是与道貌岸然的“大师”最背道而驰的吧!至于说高罗佩受到“科学的历史观”的影响,就更是牵强的上纲上线了,即使他推测“印度和中国的性神秘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是错的,又干“科学”何事?

   关于高罗佩的生平,去年接连推出了两种最有价值的书:一是严晓星编的《高罗佩事辑》(海豚出版社),一是[荷]巴克曼、德弗里斯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施辉业译,海南出版社)。前者汇录了有关高罗佩的汉语文献片断,可见其中国行迹,及其与中国文化人的交往;后者根据无可替代的一手材料,更全面地描述了高罗佩一生的行事,尤侧重其日常生活,包括性生活。

   由此二书,不难知高罗佩治学的特色所在。何四维在高罗佩小传中早就说过:“我曾听到有人批评高罗佩为业余的天才。至少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对的。他远离常道,不谈中国历史及社会上的大问题,不谈哲学、人生。他寻找那不寻常的枝节问题,而这些枝节问题往往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方豪《续谈荷兰高罗佩先生》,《高罗佩事辑》)而《高罗佩传》也承受了何四维的说法,称高罗佩为“业余的伟大学者”。这个定位,我以为是恰当的。——对于批评者来说,“业余”是贬语,但我觉得正不妨当作褒语,用在高罗佩身上。盖高罗佩之为高罗佩,正在于他的“业余”。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评高罗佩曰:“在学院派汉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对他治学的业余特征强调得还不够。

   实则不必论方法,光是看高罗佩从事的题材,就足见其业余趣味:他著有《琴道》,译注了嵇康《琴赋》,是跟古琴爱好有关;他著有《中国绘画鉴赏》,译注了米芾《砚史》、陆时化《书画说铃》,又跟书画爱好有关;他甚至写过《长臂猿考》,则跟养了长臂猿作宠物有关。还有,他有丰富多彩的性经历,后来撰著《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虽属因缘际会,但岂能不融入一点个人的“性趣”呢?又有哪个“大师”会研究这类旁门左道的题目呢?

   不过,高罗佩也并非那么孤立。二十世纪以前,汉学几乎是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天下,是业余汉学的时代,固不必论;即使二十世纪以降,即学院汉学的时代,如高罗佩一般有业余身份者,仍比比皆是。像专长于藏学的黎吉生,跟高罗佩一样是外交官出身;著有《占婆史》的马伯乐(著名的“马伯乐”之弟)是殖民地官员;专长于目录学的考狄(高第)当过商业公司职员。还有,研治晚清对外关系史和贸易史的马士、著有《大秦国全录》的夏德,都曾是中国海关职员;高罗佩的老师托马斯·福格森,在回国前也在中国海关任职。

   二十世纪初期的汉学界,在方法上已趋向严密,趋向文献学化的繁琐规范,但在精神上仍是业余的,保持着无所不究的知识趣味。那种业余的博学作风,我们在出身“操觚界”(新闻业)的内藤湖南身上可以看到,在供职于自然史博物馆的劳费尔身上可以看到,甚至在高居法兰西汉学庙堂的伯希和身上也可以看到——伯希和少年得志,早早就成为汉学界的中心人物,但说起来,他不也做过法国驻北京使馆的武官吗?他治学的严谨不苟,固然是学院派的风格,但其无所不究的渊博,却仍有业余汉学的幽灵。也正因此,他那些学院派的后辈,如门下的丹尼斯·塞诺也说:“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synthesis)……他不能,或不愿去区分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怀念伯希和》,《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为他辩护的崔瑞德亦认为:“在受到诱惑时,伯希和把他珍贵的天分和渊博的常识浪费在了一些毫无价值的课题上,并且经常会为自己精湛的学术技巧而难以自制……”(《为汉学孤独地喝彩》)

   这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代表了汉学从业余转向专业的时代,甚至也代表了汉学最灿烂,也最多姿多彩的时代。而以外交官终其身的高罗佩,则将业余汉学的作风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他绝不是业余汉学的最后一人,但应是业余汉学的最后一位大家了。

   当然这也不仅是汉学界的现象。还看吾国吾民,在今人艳羡的清末民初之际,那些学术巨匠往往也穿着“业余”的长衫:像罗振玉、王国维是保皇的,章太炎、黄侃是革命的,梁启超是改良的,都不算纯粹学人;孟森、陈垣都做过北洋政府议员;郭沫若、沈从文都是新文学作家出身。就连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貌似“正途出身”的海归派,相对于其后来的学术专业,其实也是半路出家:陈留学时并非专攻中古史,也没有获得任何学位,而胡本来读农科,傅本来读理科(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学)。还有,以中西交通史研究闻名的张星烺本来读化学……那时,有几人称得上是专业的呢?那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世纪,是引入西学、创立典范的年代,但也是业余精神尚存的年代。

   欧西的“汉学”,本土的“国学”,在约略同时,各自风生水起,复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古典研究的轴心时代,这也不尽是偶然的。一代的学术爆发,是古典的文献积累与近世的科学方法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也是业余的博学精神与规范的学院风格相互激发而形成的,那东西方学术传统结合的蜜月,如此星辰如此夜,恐怕已无法昔日重来。

   人文学术是如此,自然科学何尝不是如此呢?

   近阅法国人威特科斯基的《感伤的科学史》(高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颇有感触。书中主要讲述十七至十九世纪早期科学史上非主流的人与事,包括许多从现代科学,甚至从常识看来都相当荒唐的事例。那个时候,什么人都敢研究科学,什么事物都能成为研究的对象,什么方法都敢于尝试,尽管无数的理念和实验都是错误的,但那种想研究一切、想穷尽大自然奥秘的精神,却正是在那样一个充满了谬误的探索时代才会有的。而到了今日,科学已成为象牙塔里的高深技艺,跟常人已不相干,这是科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但也是科学精神消退的时代——对科学的集体激情,已跟业余的科学研究一同消逝了!

   晚近余英时先生曾借用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论,描述近代的学术思想史和红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故文史界对库恩的理念也不陌生。在库恩看来,一切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都是“范式”(paradigm)的产物,一旦某种“范式”赢得成功,科学研究遂形成传统,多数科学家即自觉不自觉地在“范式”的笼罩下从事常态的研究,而抗拒异端的研究。科学史的历程大抵是:前科学→范式形成→常规科学→反常出现→危机→科学革命→新范式形成。对于此,我们不妨作引申性、创造性的理解:科学史上最有创造力的,往往是范式形成的阶段,而非常规科学的阶段。也就是说,一种学术体系,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当其仍处于业余或半业余的阶段,固然泥沙俱下,却也最有活力、最有光彩;等到转向规范化的阶段,伟大的工作往往已然终结,在形式上固然无隙可击,但在精神上也变得呆板无趣了。

   在我看来,学院派的好处是遵循必要的规范,一般皆有基本的质量保证,坏处是选题缺乏开拓性,论证缺乏想象力,容易陷入学匠式的操作。在方法上,我们应承认学院派的合理性,但在精神和趣味上,却应当保留一些业余作风。一代有一代之学术风尚,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局限:在业余汉学四处招摇之时,当然要有伯希和式的坚实考据,以纠谬,以辩证,以树立学风的标杆;但在学院式汉学已一统江湖之日,倒是应当追怀高罗佩式的人物,追怀那种开放的文化视野与学术趣味了。

   对于写出了多卷《欧洲风化史》及《欧洲漫画史》、《情色艺术史》等奇书的爱德华·福克斯,本雅明曾有洋洋长文,其中说到:“他原本并不是学者型的人。尽管他后来学富五车,但他始终没有成为标准的学者。他的活动总是越出了研究者的视野范围。”(《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经验与贫乏》,王炳均、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当然,高罗佩也正是这样的人物。——像福克斯、高罗佩那样,“总是越出了研究者的视野范围”的业余学者,今后也不会灭绝,但想必会越来越稀少了。我这篇文字,正是献给这一类人的。

   或许有人会说:你为业余汉学喝彩,为业余学问喝彩,等于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因为你自己就是个业余人士嘛!

   对此,我无需承认,但也不必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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