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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读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更新时间:2014-06-15 10:15:26
作者: 李文倩  
”(第268页)

  

   四

  

   接着上节的讨论,本节集中考察一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作为我之反思的确据,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赵汀阳对此有一个大致的勾勒:“古代人的反思是以自然正确的标准、社会标准或文化共识去检讨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力图向公共价值看齐,校正自己的错误或不良行为;现代人的反思是反社会、反传统、反历史的行为,试图为我去重新理解和定义价值标准,于是,我的现实性成为我的世界的标准和我的历史的起点,这样的反思性(reflectivity)就同时变成了自返性(reflexivity):当我的评判根据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性,也就形成了自相关(self-reference)。一旦反思性成为自返性,自身就开始转化为自我。”(第129页)

   自我的确立,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性的事件,它与现代世界的诞生同步。而所谓现代世界的诞生,其实就是现代人及其生存关系的确立,其中包含着若干物质性的要素,但更有其深刻的精神根源。简而言之,“自我”是上帝之死的产物,或者不如干脆说就是上帝的替代品。赵汀阳说:“我猜想(尽管并无确证),那个幽灵般的自我是作为造物主在人的身体中的代理者而被虚构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也是神学的存在),自我作为身体之灵就像造物主作为世界之灵,这两者甚至有着对称的虚构性,无论造物主还是自我都缺乏在场证据。”(第113页)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自我,其实亦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它基于个人生活的总体性需要。正因为此,对自我的确证就如证明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一样困难。或者说,试图证明上帝或自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从一个角度看,自我的确立意味着人之个体性身份的证明,在此基础上,个体自我的自主性,即意味着自由。自由是指人从整体性的共同体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当然意味着巨大的进步。自此之后,那种基于某种集体性的宣称而对个人所实施的残酷迫害,就失去了其行动的正当性。现代的人权观念,即奠基于此一观念之上。

   但个体对某种压迫性集体的拒绝,一旦走到极端,即意味着对人之“共在”这一存在论事实的遗忘,他人即成为地域。赵汀阳指出:“基于主体性的现代性无疑强化了冷漠关系,现代创造了个人,想象了自我,使自我成为一种虚构的身份(identity)和价值标准制定者,于是,他人的自我便成为烦心之事,变成对我的烦恼和阻碍。自我之争所导致的紧张关系与战争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战争试图在物理上消灭他人,而追求自我则在精神上否定他人。”(第119页)

   “在精神上否定他人”,即对“他思”的否定,但这种否定转过来却使“我思”陷入困境。因为思想是一桩公共性的事业,纯然的“我思”是不可能性的。赵汀阳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事情有所不同,人的生活必须有他人参与才成为可能,独自生存不仅没有可持续性而且缺乏意义,根本就不构成生活。人独力可做可思的事情不多,独白式的主体很快就会枯竭。如果没有他思的存在,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消失了,而且,思想需要在回声中存在,如果没有他人对我思的回应,我思甚至无法保证自身的一贯性、一致性和确定性,而会在无限制的自由中失控疯掉。随便思就什么也思不成,因为自己一个人决计无法严格遵守自己关于各种事情的定义和应用规则,私人性不能保证客观性,而公共性正是保证思想客观性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的教益。”(第31页)

   但要真正摆脱“我思”的困境,却不能只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上。因为相对于生活,思想永远是二阶的。我与他人的交道,如果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沟通”,总不免空洞且不得要领。个人与个人之间牢固关系的建立,只有在做事中才能成立。赵汀阳指出:“人在做事(facio)中召集(请入或卷入)他人来为所做之事(factum)的意义作证,而既然人人都是召集人,于是人们在共在之事之中互相作证,而这种互相循环作证表明了人的意义就内在于生活之中,内在于事的世界之中。”(第232页)

  

   五

  

   以行事为中心而进行哲学思考,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如知识、价值、信念、语言等问题,都在不同的意义和层次上,与行事相关。

   知识的本义,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赵汀阳指出:“知识必须具有连贯性,在此可以理解希腊人为什么认为博学不是智慧,其实,博学甚至不是知识,如果所学无法连贯的话。关于单个现象的单独陈述,不是知识,至多是信息”。(第21页)而从行事的角度看,人在认知上的深浅,对他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人之行事,总有某种价值上的确据。在一定意义上,价值不能还原为事实,道德不能被充分知识化。但从另一角度看,根本不顾及基本事实的价值,不过是一套空洞的说辞。同样的道理,“当道德失去与知识的关联,道德就失去了确定根据,也就失去了威信,也就失去了思想或精神权力。”(第23页)人们做事,有知识不能保证一定能做好事,但没有相关知识或以蔑视知识为前提来标榜道义,要么无知要么居心不良。

   行事意味着某种决断和选择,它以自由为根基。这里便牵扯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赵汀阳指出:“凡是与‘是’(to be)或真假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还原为语言力所能及的问题,而凡是与‘自由’或价值有关的问题,则是语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里让人回想起伟大的康德,他使我们意识到自由是一个和存在同样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自由的问题不仅需要被描述清楚,还更需要有所决断和选择。”(第77页)这就是说,自由不是某种事实,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没有意义地做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事,而可能只是一种惩罚,比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做事以意义为前提,正如没有意义的生活,不成其为生活。生活的意义,基于某些信念,尽管它不一定真实,但却必不可少。赵汀阳指出:“假如生活因为非非之想而具有意义呢?事实上,文化和生活的很大部分就是由非非之想所构成的,神话、故事、理想、梦想、信念、历史、革命、艺术等等,这些都不是为了表达事实,而是为了建构价值和意义。”(第76页)“怀疑论似乎没有充分理解思想的目的,没有注意到,思想不仅要对思想负责任,而且还要为生活负责任,思想问题必须服从生活问题,所思必须对所为有所教益,生活需要希望,需要不真实的信念,所以思想必须创造希望并且保留不真实的信念。”(第58页)

   语言内在于生活之中,它表述生活。但语言的重要性始终基于生活的重要性,试图以某种语言来主导生活的想法,固然有其诱惑性(因为人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且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调整生活的部分内容,但从长时段来看,生活总是以其内在的方式“运行”着。因此,只能是“语言根据生活需要而生长,而不是人们根据语言去生活。”(第86页)

   语言不能管行动。因为行动的“依据”,最终根植于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对“依据”的表述。赵汀阳分析说:“语言行为所能动用的资源仅仅是语词和语句,所能使用的手段仅仅是论证,一个语句只能与另一个语句合理地交谈,只能按照逻辑进行论证,只能指出另一个语句的逻辑错误,却不能因此改变心灵和利益的冲突,语言管不了实际选择和行动,人们可以一意孤行,可以说正确的话而做错事。”(第81页)

  

   二○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本文压缩版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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