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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与完善之策

更新时间:2014-06-11 09:52:37
作者: 王勇(国防大学)  
使国家安全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轨道,但客观地看,我国的《国家安全法》还只是一个小法,其主要侧重的是国家安全中的反间谍、防颠覆和防策反等具体工作,而非战略性的国家安全风险管理,对新形势下国家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都难以适应。而我国先后出台的《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反国家分裂法》等相关法律,虽然也为不同层面的国家安全管理提供了法律支持,但仍缺少像《紧急状态法》、《反恐法》或《军事斗争法》等专项法规所能提供的保障力度,因此,有必要逐步加以发展完善。

   第二,常设决策实体及综合协调与专项决策辅助机构建设还不够到位。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运行效率之所以较高,就因为它有一套相对完整、专业化的决策、协调和辅助保障机构与运行机制。如,构成国家安全会议的最高级、部长级和副部长级的决策层次,以及国务院、白宫办公室、白宫情况室、国防部、中央情报委员会、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移民局、社会保障局和智库等决策参与及辅助机构,并按照相关的决策程序,在“政策协调会议”和国会与总统联动过程中实现对国家安全议题的决策。我国虽然也建立了一些决策保障机构,但在实体化程度与职能授权,以及作用发挥上,都尚显不足。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还缺少分层级的安全会议,“国家安全咨询会议”也需要确定相关的参与对象并明确其职责;而如何更好地协调危机应对行动或共享情报资源,也需要“应急办”和相关情报部门具有国外“紧急事态管理局”和“中央情报委员会”那样的综合协调功能和情报整合能力;像信息安全、太空安全这样的新领域安全问题,也需要确定具体的对口管理机构;各类战略性的咨询机构,则应在合理的机制下参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的重大安全议题研判中。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目前“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而认清有些问题已超出传统安全部门和体系的能力、职权、规则的范围,因而必须跟上时代的变化趋势,不断发展完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架构下的各项要素建设。这也是我们新时期应有的一种战略自信和战略清醒,也是贯彻落实“新安全观”的实际举措。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安全战略筹划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党中央的战略举措展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不断,地区局势此起彼伏,“家门口生战生乱”的风险日益增大,“社会维稳”压力不断上升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集重责和大任于一身。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合理借鉴他国经验与认真探索适应自己之路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以成为确保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之盾”。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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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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