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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媒体、生态与各种新的社会交往——卢曼社会交往理论专题研究

更新时间:2005-07-16 22:23:26
作者: 陆兴华  

  

  卢曼的后期写作常从一次被邀的演讲开始,然后就扩展出一篇论文,然后就写成一本书,比如《生态交往》和《媒体现实》。别认为它们只写了所说到的一个专业方面,在说媒体、说生态时,卢曼同时是从政治、法律、科学、道德、宗教艺术等等方面出发的。他在写作中是自己的社会系统理论论的坚定实践者。尽管每一章的长度往往就二、三页,但其著作构架则与黑格尔的从人类学、现象学一直写到美学、伦理学的哲学百科全书相似。抑或是对这另一种系统写作的反讽和戏仿? 对卢曼的阅读路线因此可能有两条,一是堂而皇之地从他的《社会系统》、《自我指称》这样的大书开始,去弄清楚其理论主线,从大系统的眼光去涉及政治、法律、宗教、生态、媒体、艺术等领域的当代问题,当它们是特殊的个案,当作社会交往的各子系统;一是从后期的小书开始,从一些当代的交往困境出发,来印证卢曼这些理论描述和理论解决的‘有效性’,来看看社会交往的每一子系统如何以别的所有子系统为环境,通过不断的自我指称来进行自我观察、自我交往、自我扩容。

  

  本文尝试走后一条路,想要从生态和媒体这两个论题出发,以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历史经验,以我们当代最迫切的那些交往需要和交往实践,来考验卢曼的理论工作的意义。我们要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看媒体和生态这两个方面如何暴露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社会’里的别的问题,看看这世界的所有问题为什么如卢曼所说总是一个交往问题,是需要通过对交往的再交往来解决的问题,最局部的问题也是个整体性问题,是一个广义的‘生态-政治’问题。 一

  

  媒体是社会进化到较高级阶段时社会自身对自身的观察的再观察和对自我交往的再交往。媒体是社会各子系统中管闲事、拿鞭子的那个系统。它是社会对自身的系列的、反复的观察,是对这种观察的反复的再观察。它使社会交往大大增加了复杂性,加剧了社会交往中的‘双重偶然性’〖《社会系统》,英文版(以下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03-36页〗--我知道、我也指望你会那样做,你也知道我会这样知道和指望,所以就故意那样做或不那样做,而我也是知道你会故意那样做或不那样做的,所以我要想出更多的招儿来提防、制肘你,以至无穷。‘对期望的期望能节省交往,节省对抗性冲突--只有用真正的民意测验才能有意义地处理社会的期待之网的巨大的复杂性。〖《论自我指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5页〗’。社会中的这种无限的双重偶然使道德和法律成为必需,也使社会衍生出公关操作和政策研究这样的必需部门,民意测验成为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的合法性常由现政府的受欢迎程度来决定了。

    

  媒体使社会整体地将自己置入反思范围,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不断的自我指称功能的自我能态(autopoiesis)。媒体使社会空前地增大。‘社会是一个什么都包括在内的社会系统,包括一切社会性的东西,除了社会环境。一有新的社会物、交往伙伴或主题出现,社会就随之增大。它们使社会更丰富。一切属于交往的东西也都属于社会。〖《社会系统》,408页〗’‘社会是所有以前的交往、进一步的交往,还有所有发生于别处的交往所形成的网络结构。〖《自我指称》,145页〗’卢曼类比到爱情的语义系统的扩大如何增加了社会的男女交往系统的复杂性,如何使爱情的内存越来越大: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读爱情既为爱情作了准备,多了谈论爱情的胃口,同时也刺激了对爱情的怀疑,帮助我们创造出一些非本真的爱情,自觉到自己身上的一些不怎么样的情感;爱情的规则成为一种‘自我击败’的游戏:新的爱情编码不断重新进入爱情自身,我们对爱情越了解,就越对付不了爱情,我们对男女关系的了解离爱情本身总差那么一步,总需要小说和电影或肥皂剧来填补这一步〖《自我指称》, 186页〗。‘爱是没有刹车的’〖《作为激情的爱》,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 22页〗。‘小说的结尾并不是生活的结尾’,爱情与婚姻不两立〖同上,150页〗。过去二百年间,男女关系成为一种过份膨胀的社会交往系统,成为爱男爱女们沉重的知识负担(福柯也说到这已成了一种sursavoir, 超知识或知识的剩余)。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对它了解越多,它的复杂性就越大,就越难彻底了解它;这方面,个人总是被社会打败。

  

  生态问题则是社会整体作为一个系统忽略了某些子系统,使某些观察和交往失灵、告急,或社会无力去吸收某些自然方面到自己的系统时的产物。在古代不是没有生态问题,而是生态问题并不会很显眼地进入社会的自我观察和再观察。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生态问题,它也是社会自我交往在某些环节上的严重堵塞,或社会系统对自然和世界向我们提出的新挑战反应失灵。生态问题正要求我们的社会改变习惯上的与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当作一个正常‘问题’纳入社会的考虑范围。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对一种社会交往的障碍的解除,而这种解除最终总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系统增加自己的复杂性,通过自我指称来进一步保持自己的一贯性,才能做到。‘一个建构了更大的复杂性的社会必须找到各种新形式来创造和容忍结构上的不稳定性’〖《社会系统》,378页〗,因为这种不稳定性能增进社会的进一步交往,是社会所追求的。生态问题就是这种不稳定性,它们很复杂,社会系统必须增加自身的复杂性来吸纳这种复杂性。生态问题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是动画片中的老鼠与猫的关系。

  

  媒体造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交往过度和过剩,生态问题则又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方面的交往不足。这两个问题都远远不止是其本身。它们反映了社会系统的自身所需:社会作为一个被观察的系统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和增加其复杂性;它需要被挠扰、被捣乱、被激恼、可能还需要被破坏〖《社会系统》,56页〗。生态问题使社会系统再生产出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总努力要与我们的社会在当代的复杂性相称。‘现实通过选择而对发生于自身中的问题作出反应。各种问题事实上正是社会生活的催化剂’〖同上,122页〗。更复杂的社会系统需要更复杂的问题来刺激它增进各种交往。我们必须看到媒体和生态问题背后的更大的社会交往问题,承认和听命于其机制和逻辑?

  

  二

  

  媒体似乎决定着这世界将被怎样阅读,并给这种阅读配上道德角度〖《大众媒体的现实》,Polity,2000 年,79页〗。道德需要有一看就是丑闻的东西来比照自己,以便有机会振兴自己;道德需要大众传媒,尤其需要电视〖同上,80页〗。我们创造媒体,是为了将道德责任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推诿给媒体,是实现‘体外循环’,这能大大减少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而媒体在处理人的伦理或道德问题时则总是数码化的,也就是二进制的,不是这就是那。个人将道德情感、无意识里冲动着的欲望当作信息交给电视新闻或连续剧去处理,最后都有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象购物一样地打钩或签字就可以。剩下的问题是,媒体包办了我们的生活问题后,个人主体里还剩下什么?‘个人成为心理上内化的社会制品’,卢曼说〖《社会系统》,405页〗。个人可能还是独一的,但不断被社会系统所打造和包装,象时尚在其身上不断撤换着款式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地追求着钱、更好的事业价值、更大的名声、更高的收视率、更高质量的训练课程,以至于象在进化过程中一样,那不断消退的因素,也就是‘生活的意义’,需要通过道德重新来起作用。但道德自己是没法拿自己怎样的。而且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拿道德说事,也会被当作贫嘴、虚伪,我们于是就让媒体来帮我们提出或造成一些道德小烦恼,以便借此探讨生活的意义。‘一个话题如果是用道德术语来对待的,那就表示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是不肯这样做的。〖《大从传媒的现实》,80页〗’许多我们想做但不愿或不屑去做的事,我们让它实现在媒体里,象小学生做自编自解的数学应用题。‘人人都说着一种危机时,危机可能真正的会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自我指称》,101页〗’生态也是这么个我们愿做但总还未做,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的事。我们大多数人因此都是积极的媒体生态主义者,正象我们都是媒体体育迷,沙发上的足球运动员一样。习惯之下,我们如今把一些既难办又容易下不了台的事全交给媒体来处理。投票的民众和根据民意办事的政客都将媒体当作比政治机器还重要的工具,一个问题哪怕不能解决,只要一‘登’一‘播’,大家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成功了。而登不登播不播则由总编室里的讨论为定夺,而左右编辑们的决策的则是……。 绝不能小看媒体的能耐了,因为它正成为我们的社会系统的自我交往本身。媒体会通过节目的多样化来迂回地去接近个人心灵的深底〖《大众传媒的现实》,82页〗。它总在开办新节目,每一种节目类型又都可以被无穷开发,它甚至还可以象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振振有词地来开导我们,甚至同时拿出好几种未来供我们观众来选择。媒体的民意测念可以预先决定政治人物是否当选,可以彩排重大的政治事件,可以让政治活动虚拟地发生。媒体促进着社会交往的瞬时化,它制定着我们全部社会活动的时刻表。

    

  但同时,大众传媒增加了社会的生厌能力,后者迫使它生产出更多的信息。往往也就是从传播的结果里再生产出传播来〖同上,82-3页〗。一个真实而严重的社会问题,会因为观众的朝三暮世,而以重视始,忘却止。一个对全体民众都是坏消息的事,如夹在911这样的时候抛出,人们就不大会注意和关切,公关专家称这为‘埋’。在媒体时代,一项公益事业也需要反复的宣传才会引起人们注意,需要比广告还有力的意象来唤醒我们的责任意识。

  

  ‘媒体的作用就是替我们不断地生成和处理烦恼-既不是为增加知识,也不是为了社交,也不是要去教育人们都遵守规范。媒体不断通过社会系统的自身记忆来对比出前后不一致,从而生产出现实。〖同上,98页〗’但媒体的传播加速度又很容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信息或知识过剩,更容易、更多地导致我们失望。当社会系统里有了太多的知识、信息和情感及道德负荷时,正是媒体帮我们象尼采所说的那样去‘积极地忘却’。但我们只能用新的信息和知识来揩擦和覆盖那些多出来的信息或知识。总是媒体把我们的胃口吊得老高,把事情说得如拿在手中一般,然后就深深地失望,而最后连安慰也只能在媒体里找。媒体对于我们就象是电脑迷的Sony PlayStation一样,玩烦了就更需要更高版本来解烦,使我们越来越忘情得歌哭于其中、生死于其中。这是一种天生不带形而上学的系统,是一种Autopoirtik(自能)系统,自己选择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界限〖《社会系统》,415页〗,一个自己捏着开关的装置。

  

  遗忘使我们自由〖《大众传媒的现实》,108页〗。遗忘为新的操作腾出容量,记忆是对踪迹的删除,是压抑,是对压抑的克制,是要去‘重新填满’被新腾出来的空间。每一个功能系统都有一种它自己特有的记忆,如在货币经济里,记忆是专用来忘记每一次钱被付出的来源的,这样毛利就更容易算出。媒体系统对过去和将来的反复区别,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因为这个社会被同时高度期望着生产出累赘和花样,另一方面,它又需保持相对的一致性,不要因为内部矛盾的过大而崩溃〖同上,100页〗。派森斯说,媒体尤如货币。‘每一种交往都产生出社会累赘’〖同上,20页〗。媒体产生出一种用新的信息去替代累赘的信息的那种需要:新的货币和新信息是现代社会动力学的两大动机〖同上,21页〗。媒体至少使我们有继续交往的胃口。

  

  社会系统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学习’,学习过程增加了现时代的期待结构,增多了‘双重偶然’,也就使世界更复杂,事物更有可能被爆‘炒’。个人都成了精明的交往玩家或老练庄家,社会交往常常过度或反常,越来越象股票交易。社会系统需要一种高效的遗忘作为改正措施。媒体的一大功能就是其用新信息覆盖旧信息的能力,问题总不是解决了,而是被覆盖、被打叉了。‘社会通过自我观察来刺激自己作不断的创新。它通过生出更多的‘问题’来‘解决’原有的问题,而这种‘解决’本身又生出问题要我们去‘解决’。媒体乐得将这些问题和解决拣去,将其转变为信息。〖同上,78页〗’ 解决创造出问题是因为问题创造了解决。时间是关键变量,同时指节省(获得)时间和避免决策,这是政治的核心美德了〖《自我指称》,171页〗。问题可通过创造人为的复杂性,引入进一步的区,呈改变决策的条件而得到‘解决’〖《大众传媒的现实》,172页〗。在媒体里,改变话题或打叉就是对问题的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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