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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媒体、生态与各种新的社会交往——卢曼社会交往理论专题研究

更新时间:2005-07-16 22:23:26
作者: 陆兴华  

  政客和民众都看懂了这个道理。

  

  通过媒体,文化知道并能够说它自己是文化。文化能够自己来打扮自己,来作出历史或民族之间的区分。所有现实都开始带上一点文化的氤氲,电视里的旅游和真实的旅游由于大众传媒的中介而区别不大。那种自己知道自己是文化的文化,不断地生产出‘正宗’、‘真实’和‘即兴’,这种生产由不断的自我指称来担保〖同上,86页〗。过去由仪式来担保和承续的文化事业,现在交由媒体来经营。由于媒体的传播,过去只是个人的异怪的习惯,或自我得意的个人的little dirty habit,现在被媒体当作新的文化酷素来广播。媒体使原本贴身的文化成了一个被独立经营的事业,个人得努力进入其中而不是生、身在其中了。文化成了我们身边的一个自我循环系统,我们常常变得不够文化,配不上装点着我们的文化,需要为文化而补课了。媒体架空了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底。由于媒体,‘文化成为横跨一切的语义学,它只吸取容易的、合其脾胃的东西,什么东西总需是使我们高兴的,才好’〖《社会系统》,433页〗。文化是我们一日不能离开的聪明的弄臣了。

    

  小孩子需要一个虚拟的他者,用记忆,用图式来保持这个他者,因为想要与这个他者说话。媒体就是这一虚拟的、方便的他者。威廉.詹姆斯和齐美尔有‘社会的自我’的说法,他们相信个人必须分出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去成为他人眼中的某种样子,而自己一个人时是没有这种样子的。全社会的人都在媒体这面镜子里照自己,去成为别人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媒体使个人容易实现和展示其社会的自我。媒体因此组织了公众,所有主动或被动地拿它当镜子使的人都是‘公众’了。‘公众是对于内在于社会的系统的每一种界限的反映,是社会子系统的环境,不光是社会中所有互动和所有组织,也是社会功能系统的运行环境’〖《大众传媒的现实》,104页〗。这个公众成为媒体叫卖自己的‘托儿’,‘媒体实际上就是这个公众的‘舆论’ 〖《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Walter de Gruyter出版社, 1990年,210页〗’。

    

  我们实际上看出了‘是媒体在生产关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将它们当作关于现实的信息来接受呢’〖《大众传媒的现实》,122页〗?我们一开始是知道第一现实与媒体发布给我们的第二现实的区别的,但媒体的厉害就在于它总能渐渐混淆这两种现实。要跟着媒体去寻找真相是不可能的,虽然它总是这样允诺我们。每一个节目都在许诺着另一个节目,正如每一本书都在许诺着另一本书一样。我们将真理的责任推给了媒体,虽然我们动不动要搬用真理。媒体是我们信手拿用的所有的方便真理的贮藏间。

    

  甚至媒体自己也在镜子里照自己,也将这当作一个事件。如《南方周末》老要说到自己多么英勇地报道了什么,把这个关于新闻的新闻也当作新闻来报道。再比如说‘读者来信’。读者和听众也常被邀去看媒体的‘幕后’。媒体自己把自己弄进了事件里,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到了元宵还在继续制造出关于它自己的事件的事件,让这种虚拟的事件系列化。有许多事件如果没有媒体就不会发生。很多仗本来早该打开了,但媒体觉得没劲,所以也就算了,那些不该打的,却因为媒体的兴趣却打开了。

    

  我们总在用更多的噪音、更多的动议、更多的评论,更多的批判去填空这个世界。‘我们常分不清观点事件和真实事件,有了话题,但信息来源却无。〖同上,34页〗’有那么多关于地球变暖,森林消失的谈论,最终我们实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了,但我们的确知道了关于这事儿的各式各样的观点。信息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认同它,让观点一仍其旧的诱惑也越大。信息是能造成差异的差异〖同上,53页〗。信息占有得越多,我们就越需要新信息,来使现有的信息‘有意义’,正如钱越多,我们越需要更多的钱来使这种有钱的生活更有意义一样。生活的最终意义就成了使这种生活有意义了。

    

  交往就是去生产出让人高兴的表象,这样,个人就可以躲在这些表象后面与他人不搭界,最终个人甚至都在躲着自己了〖同上,39页〗。我们想去非洲救援,但看见邻居老妇那种需帮助的样子,我们认为很‘腻性’,快步躲开;我们在电话里、电子邮件里说笑自如,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娱乐就是重新填写我们已经是、已经成为的样子。游戏节目里,记忆的壮举与学习的机会搭配在一起〖同上,58页〗,得分又得奖品,以此来遗忘自己、逃避自己,最好永远不要成为我自己。

    

  在媒体社会里,连艺术作品也成为‘交往的事件’,而不是对象了--正如经济并不是由商品或资本构成,而由各种支付构成的一样--由此看,‘艺术作品成为为就这一作品而展开的无数种交往而定制的一种程序’,是一种促进和加速交往的装置。每个观众对艺术品的看法都潜在地与所有别的观众的看法分岐,正是作品统合了他们之间的交往,组织了他们的加入。艺术作品减少了我们交往中的炒冷饭,调节了我们的期待。作品可以很震撼,但与有用或危险的东西相区别,它只在挑起交往。‘在艺术中,交往成为它自己和目的。〖《论自我指称》,194页〗’艺术作品自己为自己开辟上下文〖同上,196页〗。新艺术为自己生产出公众,现在的问题只是怎么决定谁可来或不可来加入〖同上,199页〗。艺术是要创造出一个作品,来测试社会中的交往,在社会中打开一个开始或继续一种交往的缺口,艺术就隐含在社会的这种潜在的自我交往的需要里,艺术是必须附带在社会的交往需要里的。‘艺术的虚构性就象媒体的虚构性一样,是要给世界添上非真实的一笔’〖同上,213页〗,使世界中其余的一切并不显得是万万不可少的,使我们能用无来否定有,使我们在铁桶一样的现实面前仍能无所谓地说:事情并不一定总是那个样子的。

  

  三

  

  生态理论本身就是社会理论分工越来越细后,我们为了观察、关怀那些被各个学科遗弃的社会方面而形成的。生态理论是所有其它社会理论的社会交往留下的死角,是对其它社会理论的‘环保’?生态理论因而对所有其它社会理论有优先权、否决权?生态问题形起各社会理论的关注,因此也同时使我们认识到要保护‘理论生态’,防止各社会理论凭着是对生态、伦理和人的生命原基的关怀,而去作不负责任、或太包揽一切的谈论和决策,就象各种生态运动凭着对环境的关怀而获得免去自我合法论证的特权,不断制造着无名与徒劳的激动,殃及、危害了一般公众的决策和利益一样。连生态理论也总需要进一步的自我观察和自我交往来维护自己的生态。

    

  生态理论对当代各其它社会理论的启示有二:一是每一社会理论对社会的研究都有漏洞,这个漏洞里总带着‘现代性’这种病毒,可以发展到自我颠覆。各种社会理论、各种科学相互打架,加深了一个社会的生态问题。就算是生态理论本身,也有对社会生态的许多认识盲区,生态理论也不是一种宏大叙事、主人叙事。各社会理论合在一起,也不可能达到一种对社会的科学百科全书式的关怀了(照华勒斯坦的说法,社会科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诞生,本身就是‘现代性’裸露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后,社会为认识为些新问题而拿出的描述、应对手段〖《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Minnesota, 1999 年,133-9 页〗,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人文科学都只好说是在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面前的临时抱佛脚。)。但是生态问题又在呼唤着--实际上是逼迫着--各社会理论之间的更多更深的交往,发展出更具统一和全面目标的社会、人文科学。

    

  二是,社会要维护生态,先得维护理论生态,因为社会对生态的认识,是通过各社会理论对生态理论的认识和与生态理论的互动,来深入的。‘现代社会将理论当作在不同的功能部门之间进行自我观察的工具’〖《论自我指称》,第185页〗,理论必须为进一步的社会交往去搭桥。生态问题通过理论、通过媒体而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交往问题:社会知道自己的栖息地出了生态问题,它要让全社会关心这个问题,最后生态问题就象基督教里的‘原罪’问题,象一个阴影一样,时刻跟在了每一个社会行动者身后,成为他们思考的背景之一。在生态问题前,理论的一大任务就是在进入实践之前先维护好自己的生态。

    

  在后启蒙时代,生态问题是对我们的社会系统的一次终极考验。社会系统必须学习着调整和控制自己。这种学习不是向谁学习,而是自我学习,它始于一种连续的自我观察,对自己的观察进行再观察。所有社会理论都是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它们并不具备对社会系统的居高临下的指导功能。社会理论如要影响社会,就必须间接地通过社会交往来进行,而只有能够影响社会交往的理论,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理论。由社会理论走到社会改革的过程,就是通过某种理论与别的理论、别的社会行动者的社会交往,而影响社会整体的交往的过程--不存在对社会进行直接干预的‘命门’和‘端口’,这是所有的改革者都必须铭记的。社会理论所诉求的是一个社会的‘集体意志’(实际上只能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话语意志’(哈贝马斯),而后者反过来又得通过影响社会交往来实现自己。民主社会造成的问题必须仍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而‘生态民主’对人类各种民主类型的新考验。我们的理论首先得经受这种考验。

    

  从社会交往角度看,生态问题的确是一个西方民主、西方生产方式推给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人类总体交往的大空白。环大西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掀起的工业革命达到了人类财富的新水平,其余的人类在享受到这种财富之前,在遭遇着发展的不平衡,挣扎于边缘时,他们突然又得去关注人类的生态结局,这对他们显得不公平。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持过去只是西方富裕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事,现在,出于种种可以论证的合法理由,一种西方所认识到的新的经济合理性和生态配方,必须象以往的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乌托邦一样强加给其余的人类。这种强加或者说高压下的交往,将象以往的意识形态斗争那样地在各人类群体中间激起反抗。换句话说,哪怕是一个被成功论证的西方社会理论,由于各社会、各民族发展上的非同时性,其实行也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抵抗。看来,各民族构成的世界社会、人类共同体哪怕有一天真的成形了,也将不光是政治的,而且是‘生态的’,是容纳了全部根本的差异、偶然、矛盾、悖谬与冲突的。世界可能不是全球化,而是‘生态化’、‘风险化’、‘代价转让化’--依我们的社会交往对自身的认识程度而定。

    

  法国大革命之后,对社会关系的描述纯粹发生在社会之内,社会科学也照进化论的运行程序来发展。社会理论在这一氛围下亦成为一种‘批判理论’,一种对社会进化论的反抗,至少是一种社会的自我批判了,尽管这种批判在社会的各种理想、希望和恐惧之前也很难作出明断。批判现在是对批判的批判的再批判,正如卢曼所说,观察是对观察的观察的再观察,交往是对交往的再交往。对现代性的不断新认识使我们的社会批判最终走入一种阿多诺说的微观学(micologie),一种局部的、手术式的、针对性的批判。生态问题或生态理论在我们时代的突现,可能正是总体性的社会批判式微之后,社会以另一种方式仍要求着我们拿出这种批判。正如福柯所说,上帝死了,性补到了它的位置上,性知识的泛滥就象关于基督教的知识的泛滥一样,冲击了真正的爱。性知识的过剩正表明人类对某种上帝的需要仍继续存在。很让人期待的则是,对社会的生态式批判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展开?

    

  对待生态问题的习惯做法是从社会中的原因出发,然后为它们的后果去寻找责任。最后只要找出一条可以实施的法令就可解决。可是,掐除原因只是处理后果的方法里的一种,社会中别的无限多的可导致生态问题的原因仍层出不穷。要解决生态问题,需立出无数个适用的法令。而政府和司法机构总是简单地执行‘肇事者原则’,拿回代价,归分责任〖《生态交往》,9页〗。但总有一天,即使为了惩办肇事方,它们也会忙到全心去解决生态问题都来不及的地步。象法律最后细化到人们的日常交往的基本规则一样,生态律则也必须进入人们的日常交往,才不会使自己走入交往困局,因为在生态问题上,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但好象人人又都是肇事者了。

    

  激进的理论立场远远走出了社会交往和一般人的意识所能接受的范围,其后果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结果还很难预料。可同时,在生态问题的讨论中,归咎和责任分摊也会有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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