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卢云峰:走向宗教的多元治理模式

更新时间:2014-06-07 15:58:41
作者: 卢云峰  
严重挑战了新教文化,美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新教文化,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很显然,美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宗教促进国族认同并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其宗教观可以概括为“独尊新教,多元平衡”。

    

   台湾地区的宗教治理

   早期的国民党基本沿袭了明清时期的选择性管制模式。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基本沿用其统治大陆时期所采取的管理宗教的政策:民间信仰被视为“迷信”,是“移风易俗”的对象;官方认可佛教、道教的地位,扶持“中国佛教会”和“中国道教会”管理宗教事务;传统的教派和一些新兴宗教因具有严密的组织且行事秘密,台湾当局非常担心它们具有政治上的野心或“阴谋”,因此予以打压。曾经受过国民党压制的宗教团体包括一贯道、统一教会、创价学会、新约教会、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真耶稣教会、耶和华见证人等。这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性管制模式”,其治理方略可以概括为压制某些宗教,扶持另外一些被认为是“靠得住、信得过”的宗教团体。该模式往往对宗教进行“政治化解读”,重点关注宗教团体是否具有“政治野心”,由警察和情治机构实施控制。下文将阐明,选择性管制模式的两种主要方式,扶持与压制,都会产生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从而导致宗教管理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一、打压宗教能奏效吗?

   “选择性管制模式”带有明显的“对手思维”痕迹,即把某些宗教团体视为潜在的威胁,因而予以打压。但是打压能控制住宗教吗?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郎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压制并不能减少新兴宗教的数量,西欧比美国在管制新兴宗教方面更为严格,但是西欧每万人的新兴宗教数量高于美国。压制也不会妨碍宗教发展,也不会降低人们的宗教热情,只会导致宗教红市、黑市和灰市的产生,使宗教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在笔者看来,压制会产生一些有利于宗教增长的非预期后果。

   压制往往促进宗教团体进行教义创新。清代的有些教派宣扬:“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这些“恶毒”之言在明朝的时候并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因为明朝的教徒没有面临凌迟等酷刑的威胁。只是在1748年福建老官斋教反清暴动事件之后,清廷才加大了惩罚“邪教”的力度,“邪教”也随之进行教义上的创新。新的教义把苦难和牺牲转化成来世的收益;接受了这套说法的人并不会畏惧刑罚和死亡,反而会 “视死罪为乐境”。

   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宗教教义都涉及来世,具有很高风险,因此需要由一些机制来降低宗教教义的风险。上述“荒诞不经”的教义具有的风险尤其大,人们理应加以拒绝,为什么还会接受呢?笔者以为,恰恰是压制无意中让这些教义变的可信。首先,压制会促使宗教团体选择亲友网络进行传教,因为这有助于为了减少外在的政治风险。但这一策略无意中降低了宗教产品本身所蕴含的内在风险,因为亲朋好友比陌生人更值得信赖,他们所提供的见证更加可信。其次,压制所带来的牺牲和殉道者有助于增加宗教的可信性。按照常识,如果见证者从听众或观众那里得不到好处,甚至可能因此而利益受损,那么他所讲的话就更可信。殉道者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宗教所含的风险。对于殉道者来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信仰真。其实我们无法判断其信仰是否真实,因为它涉及来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无法确证。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为之献身,那么这可能是对其信仰的真实性所能做出的最好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烈士的出现会有效地增强其他人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最后,压制会导致稀缺效应。凡事一旦被禁,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有人甚至不惜付出代价也想开禁试之。这就是所谓的稀缺效应。在宗教领域,压制也会无意中制造稀缺效应。当年台湾地区很多一贯道信徒因为好奇而参加了该教派的活动。随后他们会发现该教派与官方所描述的邪教形象相距甚远。一旦人们的真实体验与官方的公开宣传不符,那么他们肯定会觉得该教派比官方更可信,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被禁宗教的可信度。

   另外,压制构筑了一道防护栏,将搭便车者拒之门外,提高了信众的委身程度,也增加了信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净受益;最后,压制会促使宗教进行组织结构上的创新,维持组织网络,让宗教团体禁而不止,并在动荡的社会中迅猛发展。所有这些非预期后果都有利于宗教的增长。古今中外,在逆境中成长的宗教并不鲜见,早期的基督教和台湾的一贯道都是例证。从上世纪50年代始至1987年,台湾地区的一贯道在聚会时经常被警察骚扰,不少人被拘留,更有人以“破坏善良风俗”为名被投进监狱,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它在短短30多年里从一个完全外来的小教派发展成拥有近百万信众的宗教团体。有教派成员坦言,压制是导致其发展的“最有利的不利因素”

   二、扶持能导致“信得过的”宗教团体强大吗?

   压制和扶持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压制某些宗教团体往往就会扶持另外的宗教团体。但是扶持只会产生懒惰的宗教。在西欧,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扶持官方教会,试图维护其垄断地位,但事与愿违,因教牧人员的收入来自国家,与信众无关,故他们缺乏提供更好宗教服务的任何动力。这与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国营商店颇为相似,营业员的收入与其服务质量无关,故对顾客爱理不理,国营商业的衰落便在情理之中。同理,对某宗教的扶持政策只会导致神职人员的懒惰与衰落。亚当?斯密曾这样描述英国国教,“神职人员拿着俸禄却疏于作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保持对信仰的热情,也忽略了去维持大多数人的宗教虔诚;他们懒惰,甚至无力为他们自身的存在进行有力的辩护”。

   在宗教解禁前的台湾,国民党帮助一批大陆迁台的僧侣于1953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成为实际管理佛教的组织。如宗教市场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官办的教会缺乏活力和宗教热情。当遇到竞争的时候,他们不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服务来赢得信众,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希望藉由政府的强权来打压对手,维持垄断地位。国民党在80年代初准备解禁一贯道时,最强硬的反对者不是别的团体,正是“中国佛教会”。同时,“中佛会”打压佛教内部可能会挑战其权威的势力,包括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系统。1989年,台湾当局修订“人民团体法”,允许宗教团体自由登记,打破了“中国佛教会”垄断佛教界的局面,曾经风光无限的“中佛会”迅速衰落。台湾的“中佛会”的命运昭示了扶持只会造就懒惰且无能的宗教组织。

   三、台湾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当局意识到其宗教管理模式的弊病,开始改弦更张。由于一贯道曾是政治化管制宗教的重点对象,变革也自该教派始。一贯道开始获得事实上的结社自由,并在地方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1987年,数十位曾受一贯道支持的“立法委员”联署提案要求解禁,一贯道被认定为合法的宗教。其他曾经受到取缔的宗教团体也陆续解禁。1989年,台湾当局修订“人民团体法”,允许宗教团体自由登记,这意味着台湾地区宗教结社完全解禁。

   宗教解禁之后,台湾兴起了一股“新兴宗教热”,各种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据台湾地区“内政部”的数据,岛内向各级官方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数量从1986年的78个增加到2004年的1062个。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宗教乱象”,很多宗教人物被认为利用宗教“敛财”,宋七力便是其中之一。宋七力,1948年生于高雄,1985年因违反票据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出狱后开始弘扬其“本体观”及“分身”思想。1990年其追随者张乃仁创立了“中国天人合一境界学术研究协会”,翌年向台湾“内政部”申请更名为“中国宋七力显相协会”,自任会长,并将一幢私宅改建成“宋七力显相纪念馆”。“宋七力热”开始在岛内发酵,高峰期自称有数万名信徒,包括民进党元老谢长廷及其妻子游芳枝。

   争议也随之而来。在其追随者眼中,宋七力是一位极具智慧与神通的宗教领袖,能“分身”、“发光”,并有照片为证。不仅如此,宋还能包治百病,闻声救苦。因此宋被其信徒称为“本尊”、“宇宙光明体”,乃是不折不扣的活菩萨。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宋七力不过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敛财的骗子。因宋七力宣扬自己有“神力”,能“分身”,台湾地区“宗教协会”曾向宋七力发出挑战,邀请他现场表演“分身术”。为此该协会还专门制造一大型铁笼供表演使用。如果成功,宋将获得一栋价值700万元的别墅。但宋七力没有应战。媒体开始讨论宋七力现象,以负面评价居多。有媒体披露宋七力高价售卖记录其“发光”神迹的照片,他所著的《宇宙光明体》一书价格高达2万新台币,信徒要见宋“本尊”一面需支付1000万元的“供养费”。在媒体的推动下,1996年,时任台北市“议员”的璩美凤出面检举宋七力以“助人成佛”为名行诈骗之实。2003年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宋七力假造发光显相照片编造神迹,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宋七力不服判决,上诉至高等法院。2008年,因全案查无被害人,也无证据证明宋施行诈骗,高等法院改判宋七力无罪。

   从宋七力案我们可以看出解禁后台湾当局处理宗教争议的手法。首先是“去政治化”,即不再主动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宗教现象,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争议。其次是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民间的力量,包括家庭、媒体和社会舆论成为约束宗教人物的生力军,其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是否违背社会风俗与人伦秩序。在宋七力案中,媒体的披露成为关键。最后,当前台湾当局对宗教的治理特征是“社会舆论为主,司法介入为辅”。如果说解禁前靠警察与秘密警察来监控可能有“政治野心”的政治团体,那么解禁后“司法机构”取代前者成为政府管理宗教的主要力量,而且往往是在媒体和公众发现问题的情况下,民众予以举报,“司法机构”才会跟进介入,而且所涉事由几乎与信仰本身无关。在宋七力案中,检方起诉的主要考量在于认定宋是否存在“诈欺”,其关键点则是宋七力的“分身显相”照片是否属于合成,而非其神通的有无;由于一审时法院认定那些宋七力发光的照片纯属合成,所以才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

   解禁以来,台湾地区所实施的多元化宗教治理颇见成效。在戒严时代,情治单位很努力地控制宗教,但效果有限,一贯道就是在被压制的状态中逆市攀升,从一个人数不多的移民教派发展成在台湾地区举足轻重的庞大教团。由于社会成本太高,压制的措施难以为继,宗教治理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解禁之后,由于新兴宗教数量众多,鱼龙混杂,其中难免有些团体会出现偏差,但是多元的治理模式往往可以防范于未然。当事态尚未扩大之时便会引起家庭、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受到非议的宗教人物或许不会因此获罪,但他们所领导的宗教团体的发展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由于社会分担了宗教治理的任务,权力机构无需太多介入便能消弭争议,防范宗教行为偏差于未然。

宗教管理模式变化的背后是宗教观的转变。明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正邪对立”的宗教观:儒教自视为正统,虽然他们也把道、佛列为“正信”,但有意维持其弱势平衡,僧道群体的规模受到限制;教派则被目为“邪教”,受到压制。国民党早期所实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性管制模式”可以视为明清旧制的延续,其背后的宗教观也颇为类似,只不过在阐述时借用了一些现代的科学话语,其主要特征是“对手思维”与“政治化解读宗教”。伯虑愁眠的故事表明,如果过分从政治角度解读宗教团体,并采取打压措施,那么它们可能就会真的逐步走向反叛。我国明清时期打压教派的措施最为严厉,而教派造反却最为频繁,这或许就与此有关。随着解严的推进,台湾当局的宗教观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从教义上去判断宗教团体的“正”与“邪”,而是一视同仁,允许甚至鼓励多元宗教的存在。宗教间的平衡机制交由市场竞争来处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5291.html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