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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鲁迅思想的特征——兼论其与中国宇宙论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4-06-02 10:28:42
作者: 林毓生 (进入专栏)  
《阿Q正传》从最初发表时起到现在,一直被认定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其力量来自作者对阿Q之具体性格的生动描述。

   阿Q的性格呈现着下列的特征:卑劣、懦弱、狡猾、自大狂和不能正视与承担外界对自己的屈辱,以致当别人侮辱他的时候,他总设法加以解释,使自己觉得那些侮辱不但不是侮辱,反而是对自己有利的——所谓“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个办法使他觉得好歹他永远是胜利者。这些特征使他在被凌辱时得以残存,并促使他有时主动地去欺凌比他更弱的弱者。除了上述这些以外,阿Q的性格另外呈现了下述两个特色:一、他缺乏一个内在的自我;二、对生命本身缺乏感受——他对生命本身的麻木甚至有时显示着一种对于生命之毁灭的享乐。阿Q是一个多半根据自然本能生活着的动物——这里所谓的“自然本能”包括他在中国社会中内化了这个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习惯以致不加思索的反映方式。他有条件反射的本能,但缺乏自我意识与改变自己的能力。他多半根据本能生活着,不能因受到外界的刺激而获得启发。在这篇故事里,有时他显得无知与天真;事实上他的“无知”与“天真”是他缺乏内在自我显著表征。没有自我意识,他不能修身,不能在思想上与道德上有所进步。他的无知与他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既不能把他从终将毁灭的结局中救出来,也不能激起他对施加在他身上的各项压迫作——用鲁迅值得纪念的名言来说——“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它们只能使阿Q不去想为什么他要被置于死地。使人觉得难堪的是,只有死亡本身带给他一瞬间的自我意识。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鲁迅思想的关系

   然而,应特别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复杂思想中,虽然对中国传统全盘性的排斥确实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他对人间事务的具体感却又使得他认识、欣赏一些中国传统中的道德价值(如“念旧”)与文化质素,并适当地在使它们不失纯正性的情况下接受了它们。不过,他并没有因这样地接受了一些传统的道德价值与文化质素激起超越它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活动,虽然纯就理论而言,有此可能。终极地说,他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立场与他选择性地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与文化质素的事实,两者之间存有无可疏解的基本矛盾。因此,他的灵魂被这一分裂的看法与这一看法所带来的罪恶感所扯裂。他对中国的未来的悲观不因他认识、欣赏与接受一些传统的道德价值与文化质素而稍有缓冲;因为他在中国人做得到的范围内看不到有什么资源可以使得他们能去改善自己,并克服中国传统严酷的坏影响。

   这种彻底的绝望之感很轻易地导使他走向“虚无主义”。一如在《野草》中一些散文诗所表现的,没有什么是可信赖的、可相信的。但鲁迅的“虚无主义”必须与屠格涅夫及早期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虚无主义作一仔细的分辨。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是在没有任何信仰的境况中生活着,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皆是虚无,所以他们从不感到人生之中有任何义务或限制。与那样的虚无主义相比照,鲁迅的“虚无主义”并未导致那样合乎其本身逻辑的结论(这倒不是因为鲁迅的头脑不够逻辑、不够尖锐,而是因为,如下文所述,他的心灵深处仍受中国宇宙论的影响所致)。事实上,他在五四后期的一个写作主题是:在晦黯的虚无主义感受之中,挣扎着保持他献身于中国之新生的信誓,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象鲁迅这样的作家,他一方面认为世界是虚无的,但另一方面却使自己介入意义的追寻并献身于启蒙。

   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一封给他的学生(后来是他的妻子)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他空虚、沮丧的感受在他的散文诗中沉痛地表现出来——鲁迅说那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在这些散文诗中,他以各种方式呈现出许多作为他的第二个自我的意象;试着去表现各种隐喻式的思想。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怀疑——包括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所描绘的未来之美好的社会——在《影的告别》中最显明地看到: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

   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

   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在这一虚无主义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被信赖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被相信的;然而,正如在其它地方他的思想所表现的特色那样,鲁迅另有别的想法。在描述希望是虚幻——只不过是一个抗拒“空虚中的暗夜”的装置——以后,鲁迅引他喜爱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作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因为绝望是耽溺于过去,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耽溺于根据过去的经验所作的理智的估计。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痛苦的冲突与精神的煎熬使他特别强调意志的重要性——奋力回应生命之呼唤的意志的重要性。在这里他象一个存在主义者,把重点放在人的意志的意义上;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受到欧洲的“上帝已死”的观念的启发而来,而是透过中国的、在现世的时空中人能够发现意义的观念而产生的。

   这一经由强调意志的力量来寻求出路的作法可以用诗剧《过客》来做进一步的说明。此剧可以当作关于鲁迅一生的寓言来读。剧中的主角——过客——看起来很象鲁迅。“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剧场的场景基本上是在“空间上表现的时间上的两难困境” ②,他的行程从过去到未来沿着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过客现在是停在荒原上。他遇到一位七十老翁和一位十岁女孩——过去和未来的化身——老翁问他要到哪里去,过客回答说:“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过客接过来一杯水。他向老翁与女孩道谢,并问:“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

  

   老翁:前面?前面是坟。

   过客:(诧异地)坟?

   女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

  

   老翁注意到过客是劳顿的,而且他的脚受伤了,老翁劝他“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过客回答说:“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1”所以过客决心走下去,并且说:“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

   就这样,在他几乎对每一件事都有着虚无主义的疑惑的时候,鲁迅最后感到他必须继续迈向他未知的命运。事实上他那强硬的心灵对中国是不是能够生存下去的怀疑与其它一些事情使他心中养成了一项罪恶感,这个罪恶感只能借着他一再强调为国家民族奉献与牺牲来缓和,为国家民族奉献、牺牲,是他自从留日以来一直萦绕于怀的(参见鲁迅《自题小像》)。

   走笔至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关于鲁迅的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之性质的问题。虽然鲁迅对中国的前途存有极大的疑惑,鲁迅是属于本世纪初中国革命知识阶层的一分子,对他们而言,为祖国牺牲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事,无需辩解或说明。尤有甚者,尽管传统架构已经崩溃了,但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文化质素,尤其是某些历经几世纪被视为当然之文化与思想的倾向,仍然存续了下来。传统中国世界观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个观念蕴涵着超越的实在(transcendental reality)是内在于宇宙之中的,而在这宇宙中人乃是一个构成宇宙整体所必需的部分。这种看法和笛卡尔式的认识论的主体主义(Cartesian epistemological subjectivism)及现代西方的自然主义的化约论(naturalistic reductionism)都有显著的不同,在后二者,人是疏离于宇宙的,因而只能通过他自己的主观思考与意志来取得生命的意义③(当然,我这里指的只是现代西方思想中占优势的趋势,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外,如莱布尼茨、斯宾诺沙、歌德以及近代哲学家怀特海和波拉尼。

   中国的世界观也与从加尔文教义衍生出来的基督新教伦理有显著的不同。加尔文教义认为,由于“上帝的绝对超越性”,因而罪孽深重的人完全无法接触到神性。这样一个孤离的个人,只能借着他对于外在的、物质世界中的事务的努力,来消灭他的寂寞感、道德的失败和精神的疏隔(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家天人合一(或道心与人心合一)的观念蕴涵着超越的意义是内涵于人的生命之中。易言之,这超越的意义是人在现世生活中经由努力来发现的,而不是被人的意志与思考所创造。在儒家思想中,人性内涵永恒与超越的天道;所以,人跟宇宙永不分离。道同时具有宇宙中客体的一面与人心中主体的一面。因为人性参与道性(或天性),所以人具有内在的道德与理知的能力和判断力,这些能力能够使他认识到宇宙中“道”的意义。他去发现意义的努力将不是一种疏离的行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面对着盲目的、无意义的世界,全然在主观自我之内的努力。

   如所周知,鲁迅早年曾受到严格而卓越的中国古典教育。他自己曾说他过去是如此深切地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致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很明显地,做为一个中国思想家,鲁迅仍然在中国文化的经验范围内活动,在这种文化的经验范围内,一个真正欧洲格调的存在的认同危机是不可能出现的。尽管他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式的倾向和虚无主义式的观察,鲁迅于面对疑惑与艰困,强调人的意志的时候,他仍然是强调那种去发现意义的意志,而不是强调去创造意义的意志。因为在人的生命中能够发现正面的、美的东西的未曾明言、默会的信仰在鲁迅意识的深层之处从未动摇。

   从他毫不犹豫地应用尖锐的逻辑推论来参与全盘性反传统运动去观察他的思想演变,在他的思想中未曾继续推演到在逻辑上极其合理性的虚无主义的结论。——这一事实应该予以特别注意。这一事实标示着他是继承着中国文化(尽管其结构已经崩溃)基本原则之一——他继承着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态度,一个从“天人合一”有机宇宙观衍生出来的,认为由人性的内涵可达到超越,在人生的活动中可臻神圣之境的态度。此外,他根据他的民族主义的信誓为中国的新生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对于思想的力量的信仰(因此,他觉得一个作家可对中国之新生做出贡献)——此一信仰在冷酷的现实压力之下偶会动摇,但就整体而言,他终其一生对之坚信不移——这些都加强了他从中国的世界观中所承继的思想要素,此一要素阻止了他的虚无主义所可能在逻辑推演上产生的结果。在一再承担着挫折感与深沉的绝望之中,鲁迅是把自己坚定地奉献给中国重建的工作,当做他在现世现时的人生中追寻意义的活动的一部分——这样的举措显示了一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① 关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方式的联系,以及它如何成为促成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请参看拙著《中国意识的危机》。

   ② 参见李欧梵先生“The Tragic Vision of Lu Hsun:Hope and Despair in the Wild”一文。我对鲁迅《过客》的讨论大多依据李先生此文。

   ③参见Beniamin I.Schwartz,“On the Absence of Reductionism in Chinese Thought”,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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