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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发: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4-05-25 10:13:28
作者: 张盛发  

  
【内容提要】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俄罗斯社会对自己的历史首先是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2,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和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俄罗斯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俄罗斯政府通过规范历史教科书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努力。3,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争执。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让俄罗斯人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存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国家之一,但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频率之高和争论之激烈,恐怕俄罗斯是独此一国。在俄罗斯独特的景象是:现实纠缠着历史,历史变成了现实。

   在俄罗斯,引起不同解读和激烈争论的主要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因而所谓的历史教科书问题,通常指的就是有关苏联时期历史的教科书所引发的争论。

   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早产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90年代中后期,只是当时的俄罗斯一片乱象,加上叶利钦政权本身无意或无暇重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因而局部性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尚未发展到如今天这般举国上下关注的程度。自普京总统2003年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以来,一直到今天的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

   笔者曾经在2007年撰文论述过当时因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而引起的争论。[①] 本文将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阐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介绍2003年至今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基本情况,同时按照笔者的理解揭示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实质。

    

   一 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笔者以为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注意和考察的。

   其一,俄罗斯社会对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

   这种分歧源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其时受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口号的鼓励,苏联报刊首次联系改革时期的现实竞相填补所谓历史的“空白点”和澄清“模糊点”。改革年代有关苏联过去的档案文件的披露和公布,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在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刹那间就出现了许多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解读。

   苏联解体后,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废除、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苏联史学研究者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阶级分析方法也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抛弃。从思想观点体系看,俄罗斯社会包括史学界活跃着各种主义和思潮。除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外,其它如民族主义、公民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各种极端的左翼和右翼思潮等,都不同程度地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在俄罗斯史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学派可以享有一家独尊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呈现多元状态和多元方向,没有显赫的主流学派。

   在官方理论缺失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各界都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仅极难取得所谓的共识,甚至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历史问题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体制,包括斯大林作为党国家领导人活动本身。经常争论的问题是:斯大林体制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褒扬者认为斯大林体制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且成为世界强国。贬损者则不以为然或指出其让社会和人民付出代价过大。斯大林体制意味着什么?赞美者认为意味着稳定和秩序,诋毁者则看到镇压和黑暗。斯大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崇拜者赞扬他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厌恶者咒骂他是暴君和独裁者。简而言之,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商业家,对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可以说仍然是见仁见智和众说纷纭。

   所以,就如总理普京在面对斯大林评价问题时都面露难色。考虑到俄罗斯各个阶层的情绪、感受和反应,普京在评价斯大林时不得不经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这样的折中方式。[②]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斯大林直率的评价则引起了轩然大波。[③]

   对包括斯大林问题在内的苏联历史问题的辩论和争论既频频见诸于大众媒体,更全面地反映在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任何一位作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触及苏联时期重大问题时,都势必引起观点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人士的争论和非议。譬如,在苏联时期的“政治镇压”或“大恐怖”问题上,自由主义作者在教科书里严厉谴责斯大林乱杀无辜和草菅人命,而斯大林主义者或民族主义作者则认定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大凡苏联历史上重大问题,对立双方几乎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因而具有不同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几乎必定受到对立方面的口诛笔伐。

   其二,与上述原因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政府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和努力;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

   就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前后两位总统而言,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他们非常希望通过历史证明现在和寻找未来,因而他们对历史问题极为重视和关注。

   在正式就任总统之前(1999年底)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对苏联历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其中他认为,“……几乎在70年时期里,我们一直行走在脱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 普京在文中还表达了对俄罗斯未来的憧憬:“我们只有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应有的未来。” [④]

   但是,叶利钦总统离任后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乱象却让继任者普京最终还是选择了强人治国的方法。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重建俄罗斯大国地位,普京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取消州长直选,打击经济金融寡头,加强与西方的对抗等。也就是说,在现实面前,普京开始更强调秩序和稳定,突出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作用。

   这样的治国理念和方法必然使普京产生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而历史领域恰恰是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历史一直是困扰俄罗斯人头脑的一大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人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时必须予以明辨并解决的。正如普京2005年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开幕式讲话中所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对历史掌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我们就越能确定自己今天的位置和为我们的孩子们构建未来。”[⑤]

   所以,普及及其政府对历史问题愈益关注。当然,他们重视并评判历史不外乎两种考虑:其一,如何通过表达官方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来论证当局施政理念和治国方法的正确;其二,如何通过肯定先辈的业绩来树立普通民众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促进民众的公民觉悟和公民爱国主义热情,提振民众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

   2003年11月和2007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的时候,都曾专门讲到了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他要求历史教科书应当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⑥] 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对历史问题和教科书同样非常重视。他指出,如果不了解复杂的历史,那常常就不能知道我们许多问题和今日俄罗斯困难的根源在哪里。[⑦]

   同样,反对派政党和人士求助历史,也无非是试图:第一,通过批判历史特别是批判苏联时期的历史来证明当局在道路选择和施政方针上犯有与先辈相似的错误;第二,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证明自己的政纲特别是对未来发展道路设计的正确。

   早在普京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不久,反对党“亚博卢”联盟集团领导人Г·亚夫林斯基就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建立了警察国家。政论家Ю·布尔京则断言普京政权是个人专权和独裁政权。[⑧]

   2007年12月,俄罗斯《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A·罗金斯基在介绍《斯大林主义历史》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在当今生活中是明显可见的。我们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克服而是因为我们未能理解和认识它。”[⑨]

   谈论现在和规划未来时必定要回顾和评述历史,这是俄罗斯政坛的一大特点。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当局和反对派对历史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前者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后者则强调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因而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历史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时候,历史教科书很容易成为各种政治派别的关注对象。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范本对千百万学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政府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使学生按照官方的引导来了解和认识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的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而反对派则希望在历史教科书里描述他们所认定的先辈的错误,让学生反省苏联历史的消极面,从而理解和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理念。总之,各方都试图通过教科书把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告诉学生们。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科书首当其冲地成为不同史学观点较量和斗争的重要领域。

   其三, 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和争执

   一直以来,为了重建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普京政府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特别是前者非常注重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形象,不容许和不接受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苏联内外政策和行为任意指责和贬损。为此,俄罗斯经常同相关国家就历史问题争论不休。

   在有关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对美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极其不悦和不满。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⑩]4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S·麦克莱伦却明确表示布什政府不同意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一评价。他说,“我们对苏联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并不感到遗憾。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促进了自由和民主。”[11]

   在30年代初期乌克兰饥荒问题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006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按照已经通过的法律,公开否定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被认为是对几百万大饥荒受害者纪念的侮辱,是对乌克兰人民尊严的损害,并且是违法的”。[12]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当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俄罗斯外交部认为,大饥荒并不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它承认,大饥荒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由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政策造成的。“但是,很清楚的是,这种政策并没有民族的特征。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为成熟的态度对待我们共同历史中的这些复杂而又痛苦的问题,而不要将其政治化。”[13]

但是,乌克兰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上诉法院在审理由乌克兰安全局提起的诉讼案中,判决苏联领导人和前乌克兰领导人犯有在1932-1933年组织饥荒罪。判决书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了“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人为地制造“旨在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民族的生活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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