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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健勇:一战启示录: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冲突及其后果

更新时间:2014-05-22 19:41:00
作者: 岳健勇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事件引发了以德奥意(同盟国)为一方、英法俄(协约国)为另一方的欧洲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并迅速波及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全方位工业化战争,各种最新式的现代化武器被陆续投入战场,战争之惨烈规模空前,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交战各国为赢得胜利,纷纷通过国家力量动员一切经济、金融以及文化等资源,进行总体战。

   在西线,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战争开始不久便陷入胶着状态。1918年初,东线的俄国在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战争,德国得以摆脱两线作战之窘境,在西线连续发起大规模攻势。到1918年6月,德国几乎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援军的及时抵达以及对协约国提供的巨大物资援助,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在德军攻势瓦解、被迫转入防御的同时,英国海军对德国的有效封锁导致德国后方战线崩溃,德国终于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1918年11月11日,德国接受英法提出的停战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战结束前后,欧洲三大帝国相继垮台。战后,美国国力空前加强,但英法依然主宰着欧洲和世界事务。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试图通过“集体安全”维持欧洲和平。然而,对重建欧洲均势的不同看法很快导致了英法对立。英国的衰落、美国固守孤立主义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令金本位制和全球经济无法再建,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极端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令国际关系空前紧张。奉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德国和苏联以现代帝国形式再度登场。纳粹德国的崛起及其扩张政策再次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极端年代的欧洲和平危若累卵,“二十年危机”(E.H. Carr以此形容两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为下一场大国间的厮杀准备了一切条件。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陷入了更大的灾难。

   一战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吗?为何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未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历史的悲剧还会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演吗?

   一战爆发:偶然还是必然?

   一战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国际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持“偶然论”的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在战前,两大同盟剑拔弩张,但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盘算,同盟内部的团结并非无懈可击,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对俄国的盟友塞尔维亚宣战,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张用来警告俄国的“空头支票”。其次,双方都力图分化对方阵营,为此并不排斥单独与敌对同盟内的国家进行合作和妥协,如英德关系在1912年德国放弃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后出现缓和。再者,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体制虽已式微,但有关国家直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刻,仍希望通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来避免战争。

   1914年的“七月危机”无疑是一战前数次外交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一战的引爆点。但假如俄国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接受德国的警告而暂不实施总动员,假如法国没有紧随俄国之后,德国就没有理由向法俄两国宣战;即便德奥与法俄进入了战争状态,如果德国有所克制,没有强行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的国土,英国就很可能会恪守中立,至少不会立刻对德宣战。

   问题是,即便上述假设成立,也至多是延缓了欧洲大战的爆发,因为敌对双方均有更大的动力追求战争而不是和平,来建立自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或维持欧洲的均势。所有大国都有主动发起军事进攻的明确意图,除英国外,其他的大国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政体,其内部对外交政策起决定或主导作用的都是军方和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后者出于追求国家生存的权力政治的本能,都有强烈的战争意愿,都认为自己是出于爱国主义而进行战争准备,这恰恰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支持。

   对敌国能力和意图的误判以及对战争全局的误算,也促进了有关国家迅速进行战争的决心。受到法俄包围的德国在战前就过高估计了俄国的经济前景和工业潜力,认定早打比晚打更有利于德国摆脱未来的战略困境。俄国虽然认为推迟战争有利于进行更充分的战备,但认为,若屈从于德国的威胁必将损害俄国的大国地位。

   此外,认知上的缺陷也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德国参谋本部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陆战思想的影响,对于海战以及未来总体战衍生出的经济战知之甚少,以至于对未来战争局势的发展过于乐观。

   由此可见,敌对双方的政治和心理因素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巨大动能。1912年前后,双方纷纷制定战争计划,虽然制定计划本身与战争是否必然发生没有直接关联,但双方几乎不约而同选择在此刻制定战争计划则完全是情势所致。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和德奥-法俄的陆军军备竞赛,都在推动外交危机不断激化和扩大,因此,虽然七月危机未必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但大战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事实上,和平之脆弱和战争的一触即发早在10年前就已露峥嵘。1904~1905年发生在远东的日俄战争,几乎将所有已缔结同盟条约的欧洲大国卷入其中,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

   如果说战争动能提供了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那么,引起战争动能的势能就是一战前欧洲均势遭到破坏而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均势的改变是国家间实力消长的结果。在欧洲六个大国(great power)(英法俄德奥意)中,英德关系至为关键,因为英德是欧洲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最有能力打破欧洲均势,称霸欧洲大陆。英国的优势在于海上霸权,故而维持欧洲均势历来是英国的基本国策。19世纪末,英国实行了相当灵活的联盟政策,这种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外交被称为“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

   英德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实力地位的改变。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均势外交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础。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就实现欧洲长久和平达成共识,即一旦某个强国崛起,破坏了欧洲势力均衡,其他国家自动组成反对该国的联盟。这个被称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或“维也纳解决”(Vienna settlement)的国际会议制度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1854~1871年,欧洲内战频发,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厮杀。1871年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击败法国,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从此,维持欧洲均势的基础不再是国际外交会议,而是大国建立的联盟体系。

   1879年和1894年,德奥和法俄先后结成同盟。1904年和1907年,英国与法俄分别缔结同盟。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因为联盟对峙所形成的均势并不稳定。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扩张和对外贸易引起的国家实力的消长要快于以往任何时代。在工业革命的意义尚未被充分认识之前,自由贸易理念一度(1850~1860年代)通行于整个欧洲,虽然彼时的欧洲尚处在战争的动荡之中。1871~1914年的“漫长和平”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欧洲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大大增加,而欧洲大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即使与今日相比也毫不逊色。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加入了金本位制;1895年,俄国也加入其中。到一战爆发前夕,所有大国都加入了金本位制,这对于稳定国际货币关系、促进各国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民族国家体系里,权力政治始终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权力的基础就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这就必然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产生冲突。事实上,英国直到1847年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从1870年代起,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德国和法国先后抛弃了自由贸易体制,转而推行保护主义,大幅提高关税水平。不过,这种旨在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拒绝对外贸易,因而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除了英国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外,所有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国都对本国产业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到1914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大国的关税水平都开始下降。

   关税保护对于德国崛起成为经济巨人功不可没,而经济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完全吻合的。普法战争结束后,随着德国工业实力的迅速增长,英国霸权开始衰落。1890年,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去职,德国转而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大举向海外扩张。这绝非偶然,虽然俾斯麦本人对于开拓殖民地毫无兴趣,但德国走向世界政策恐怕很难避免,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概念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不同的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是个经济概念,指的是经济发达的宗主国与不发达的殖民地之间建立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垂直分工关系。按照1950年代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的解释,世界体系是由核心(发达国家)和外围(不发达国家或殖民地)组成的,前者通过国际分工与后者进行不平等交换,使财富大量流向自己,从而使后者长期处于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在二战结束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宗主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虽然欧洲内部的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其产品输出的通道,但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则必须依靠国家强权夺取殖民地,建立海外帝国(overseas empire)。

   问题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政治,帝国存在的理由不可能单单是为了便利宗主国的剥削,还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国家生存的压力。这就使“帝国构建”(empire building)具有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帝国的经济含义是为其宗主国提供原料和市场,其政治含义则是确保宗主国的战略自给(strategic autarky),也就是保障宗主国一旦在战时被敌国切断贸易联系,仍拥有充裕的食品来源以及工业和军备生产所需的一切或绝大部分工业原料。

   从18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代,争夺殖民地、建立帝国成为了欧洲大国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德国的世界政策对大英帝国“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德国工业实力(以钢产量衡量)从1870年只有英国的一半,上升到1914年两倍于英国,在这样的实力背景下,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别是其野心勃勃的建造“无畏舰”的计划令英国深感不安;另一方面,德国向南部非洲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英国通向印度的“帝国生命线”的安全。

   德国的殖民扩张最终没能撼动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通过1899~1902年第二次英布战争控制了南非,从而消除了德国的威胁。在军备竞赛方面,英国不惜动员其海外帝国的资源,最终以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迫使德国放弃了海军军备竞赛。

在帝国主义时代,战略自给的重要性使帝国变成了绝不容他国染指的宗主国的“私产”,这就意味着宗主国和其殖民地共同构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贸易集团。作为“帝国构建”的后来者,没有海上优势的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无法像英国那样攫取到资源丰富且能够将各处海军基地在全球连成一片的广大殖民地;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占有的少量殖民地无论在经济还是战略意义上,都无法与英帝国相提并论。在这样的形势下,鉴于工业化对原料的巨大需求,以及对俄国工业潜力和军事上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恐惧,德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在欧洲内部扩张势力范围,以建立国家生存乃至争夺未来欧洲霸权的经济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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