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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军 袁梦醒:社会改造的理想与政治稳定的现实

——20年来大陆社区建设的一般分析与发展进路

更新时间:2014-05-21 12:39:45
作者: 赵振军   袁梦醒  

  他们不过是一些运动员,不是教练员,更不是裁判员,是被人操控的傀儡。除了这些官员身上可能本就存在的一些官场的陋习之外,大多数的责任不在他们。

  实际上,中国上个世纪开始的这场城市攻坚战既是持久战,也是战略战。这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器官移植”,是对社会的一种深刻改造。社区建设是这一深刻改造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由集权社会向公共管理时代迈进的“配套措施”。它既不是应急的短期行为,也不是特立独行的另外一套。这就注定社区建设的战略不能是短期行为,而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宏观部署和长期规划。遗憾的是我们的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却不是这样的。

  其次是政府开展社区建设的初衷与社区的本意冲突。

  上个世纪政府开展社区建设的初衷是解决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7]是在高度集权的“单位”体制解体后,由社区承接“单位”社会控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希望在“单位”解体后,变“单位”控制为社区控制,并由社区承接过去“单位”承担的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即由“单位”治理到社区治理。

  这实际上是把社区建设看作一种应急的救火手段和临时的替代措施,这种企图显然违背社区的本意。社区是一种松散的共同体,非理性化、非组织化、非正式性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它的吸引力所在。功利化地对待社区,把正式关系“焊接”到社区的结果是取消了社区,社区当然也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优势和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经过20年轰轰烈烈的社区建设运动之后,对于当初政府启动社区建设的初衷,即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承接单位体制解体以后释放出来的那些社会功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社区的承接依然是极为有限和表浅的。社区建设仍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是政府的政绩和理论家的饭碗,而不是社会公众的需要。在广大农村,社区建设更是彼岸,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也主要是作秀和刮风,是一种“政治”和政绩而不是社会改造和社会变迁。

  3、社区自治的前景如何?

  不管人们对于30年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平衡性如何评价,相对于经济领域的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在宏观体制上,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客观上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基层权利不受重视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种宏观体制与社会直接自治的实践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社会基层管理的直接民主诉求是困难的。而对底层权力的尊重和对居民权益的关注却恰好正是社区建设的根本所在。这实际上构成了当前中国社区建设的根本冲突,导致现实的社区建设的实践必然面临深刻的制度张力和尖锐的体制冲突,较量的结果是社区建设只能“在划定的圈子里跳舞”。由于政府追求政治稳定的管理理念根深蒂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实进一步强化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政府开展社区建设运动的直接目的也正是加强基层社会控制与管理,减少和遏制由于国企改革导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动荡和混乱。这与追求底层活跃、主张社会权利的社区发展理念和重心下沉、关注基层的社区实践尖锐冲突。社区建设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它却注定命运多舛,前景堪忧。当前的社区建设表面看来面对的是体制问题,如社区层面的权利落实、社区与政府的分权等,实质上是制度问题,即宪法所说的 “属于人民”的“一切权利”在国家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如何落实到社会公众个人而不是实际上由各级政府和官员真正掌握的问题。社区建设要么反复无常,要么刮风做秀,为居民服务的社区建设却总是让居民“想说爱你不容易”等,其实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反映。

  在现代社会中,影响和制约社区发展的主要有三种力量:社会自主意识;国家权力;市场霸权,现实的社区发展就是这三种力量博弈和平衡的结果呈现。就社区的本意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看,社区发展是社会对国家权力和市场霸权的校正和抑制,是社会对由于国家权力和市场霸权入侵导致的异化的修复。换句话说,社区发育是平衡和防止现代社会中日益疯长的国家权力和市场霸权的积极力量,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因素。国家理性应当扶持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内部力量的发育抗衡外部异化的入侵。但现实体制和法律制度的作用却恰好相反,助长了国家权力和市场霸权。不是让社会去抑制行政权力和市场霸权,而是相反,客观上帮助了本已强势的行政权力和市场霸权去强奸弱势的社会。这样,一方面社区建设本身就已经成为行政权力以另一种形式的复活或存在,而无孔不入的市场霸权进一步挤压了社会自主意识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本身就会助长市场霸权的强势。于是,在三种力量的较量中,国家的强势入侵和渗透,市场霸权的嵌入,致使弱势的社会自主意识更加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社区早已不伦不类,遍体鳞伤。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建设:死亡抑或重生?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加之随着社区管理体制逐渐定型,社会控制体系逐渐重新趋于稳定,一度繁荣的城市社区建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城市社区建设结束了吗?它与新农村建设是什么关系?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会给命运多舛的城市社区建设带来怎样的前景?

  1、新农村建设拓展了社区建设的功能领域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发动机,农业文明只有以城市(工业)文明为后盾,才能永远保持不竭的动力。世界各国发展史也证明,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也就没有先进的乡村;反之,乡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往往都能从其城市找到痕迹或根源。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再次为历史结论添加了新的注脚:新农村建设的进展与城市发展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有直接关系。[8]因此,新农村建设实际上重新提出了社区建设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实现城乡社会和谐发展。这就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城市能力强劲,功能健全。但中国的城市向来不过是“生产布局的结果和制造物品的工具”,[9]不仅自身经济发展不足,社会发展更是存在致命缺陷,直接影响了其对于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是城乡分割、“一国两制”,[10]通过剪刀差实行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城市欠了农村的帐。但今天的城市却并没有因为过去的强取豪夺一夜暴富,它仍然羸弱不堪,扶不起来。就像一个各部分功能失调的机器,需要通过社区建设调整理顺各种关系,释放出应有的能量。

  表面上看,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好像取代了社区建设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突出或强势地位,似乎城市社区建设已经逐渐为新农村建设所取代,发生了所谓国家战略重点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不是非此即彼、敌进我退的关系,而是共生与和谐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不仅不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终结,相反,新农村建设拓展了社区建设的功能领域,对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提出了更高的任务和要求,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农村建设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发展视野中对城市社区建设既有发展成就的确认、深化和升华,即从城乡统筹、社会和谐的角度扩展和深化了城市社区建设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社区建设切实加强城市社会发展,改善城市发展质量,让城市在城乡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当然,基于上述背景和要求的城市社区建设不可能是既有发展思路和建设实践的惯性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城市社区建设并不意味着对当前既有的社区建设理念和实践的简单重复和接收。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城市社区建设的凤凰涅磐,就必须创新社区建设理念,校正社区发展战略,使社区建设在城乡和谐和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城市社区建设的凤凰涅磐

  通过新农村建设实现城市社区建设的质变与飞跃,当前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是制度创新问题。

  当前社区建设中的体制创新主要应在两个方向上进行:

  一是强化社会自主意识的培育,按照社区的本来面目和要求去建设社区。

  社区不是外部社会(理性)的延伸和扩张,而是对“理性铁笼”的抑制和校正,是社会自主意识的复活与回归。应当大力发展初级社会关系,通过社区归属感、认同感的培育,守望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抵御外部行政权力和市场霸权的双重进攻。因此,在社区建设中依靠的基本力量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和肆虐,而是社区居民的自主意识。必须改变社区建设的过组织化和过行政化趋向,克服现代社会的“理性弊端”, 按照社区的本来要求推进社区建设。

  现代社会中,利益分化和文化冲突客观存在,社区也不例外。解决利益分化和价值冲突的最好的办法不是靠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强行控制和统一,而是要通过疏通沟通渠道,健全表达机制,通过协商对话、平等交流达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因此,大力发育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让不同群体和差别利益、多元价值通过理性化的方式得到表达既是发育社会自主意识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厘清行政权力与自治组织的界限,切实加强社区自治建设。

  社区自治组织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政府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但不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政府与社区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不是指挥与配合执行的关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营造社区建设的外部环境,为基层社会自身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当前保障社区自治的一个关键问题。把坚持党的领导异化为基层党组织说了算,甚至简单化为“党政合一”是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曲解,也不利于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在社区这样的基层坚持党的领导,基层党组织应当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成为维护居民自身权益的中流砥柱,应当主要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赢得社区和居民的支持,以此树立党的威信,实现党的领导。在具体组织手段上则可以考虑通过两种途径加强和改善社区党的领导:一是在自治机构内部,规定保持一定比例的党员成分,使之在社区自治机构中发挥导向和监督、影响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正确方向;二是让社区党组织成为类似于自治组织监督机构的外部设置,作为抗衡社区自治机构权力异化的力量存在。

  其次是横向拓展的问题。

  中小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桥梁和纽带,是通过城市辐射带动农村发展的良好依托和理想载体。从城乡和谐的角度看问题,城市发展不足主要是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当前中小城市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落后,外延式增长,“虚假繁荣”,不仅不能满足支援农村发展的需要,也应付不了城市化潮流的冲击。大城市发展中的那些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粗放简单,社会发展滞后等,在中小城市表现得更加尖锐突出。从我国实际出发,要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辐射带动农村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城市的作用。

  当前的社区建设实际上偏安于大城市一隅,犯了“贵族病”。对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社区建设实际上还是“彼岸”。当前社区建设中的这种大城市偏向直接影响了农村城市化和城乡和谐发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变现状,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提高中小城市发展质量,切实改变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条件滞后、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城镇主体虚弱、集聚效应太差、辐射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周边农村地区发展进步的问题,使中小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加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也有助于社区建设自身的深化和升华。社区的魅力就在于初级群体式的情感关系,在于建立在共同意志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和归属。这些东西的根在传统的农村、在与农村接壤的中小城市表现得远比大城市充分。大城市是现代的、理性的,农村则是相对传统的、情感的。只有在那里才更容易找到社区的源头和根本。所以,只有通过横向拓展,当前的社区建设才能找到根本和方向,也才能“根正苗红”,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一些思考[J].新华文摘2000,(11):18-19.

  [2]张志敏.社区研究的进展[A].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Z].2000年12月.

  [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

  [5]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

  [6]王维杰.探索城市社区建设新思路[J].城市建设2004,(4):25-26.

  [7]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Z].2000年12月

  [8]邱红杰.中国新农村建设蓝皮书发布:上海北京天津领跑[J].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5日03:20.

  [9]赵振军.中国城市化的制度背景与体制约束[J].城市问题,2006,(2):9-21.

  [10]陆学艺.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J].中国农村经济,2003,(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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