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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杨奎松 黄道炫 李里峰:土地革命七十年

更新时间:2014-05-19 20:15:24
作者: 高王凌 (进入专栏)   杨奎松 (进入专栏)   黄道炫   李里峰  
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只要是你是中农、贫农、雇农就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是一家。当时土改档案说地主富农是小蒋介石,蒋介石大地主,要想从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就得帮助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这样穷人就能翻身当家得解放。所以在群众运动中,这个关系体现得非常清楚。

    

   不同行为者行动的逻辑

   接下来我讲讲在土改过程中不同的行为者行动的逻辑是什么。我把在土改过程区分出三种行为体:一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话是政党国家,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二是村庄里的基层精英,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村干部。三是普通的乡村民众,普通的村民。这三者行为逻辑不一样。

   对于党来说,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群众运动过程中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技术和策略,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同时又把动员起来的民众很好地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在可控的范围内。刚才黄老师已经提到,土改之所以能够开展和进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共对这个地方获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实际控制,否则土改没有办法进行,比如内战时期,如果这是国民党的地方,中共到那儿去,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一个控制。控制住以外,特别是对于内战时期来说,这个地方一会儿可能是你中共控制,一会儿可能是国民党控制,属于双方拉锯争夺的地方,这时候农民参加土改有风险,另外跟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违背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把农民发动起来,抛开这种顾虑参加土改斗地主?传统时代地主和农民虽然未必像今天所讲的那么融洽,但不是非斗不可的状态,怎么样让农民去斗地主,里面有很多手段和方法,比如物质刺激,比如我看到很多材料里说斗地主非常有效的方法是谁斗谁分,谁斗地主就把地主的金银珠宝拿到,谁斗得最积极谁获得最多。其次还有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中共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因素。再次,中共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时,情绪调动方面做得很好。美国的裴宜理在12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想去动员群众,为什么后来共产党成功而国民党没有成功?里面有很多因素,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在动员农民时诉诸的是道德伦理东西,把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拿过来,这套东西动员民众理论上很好,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文化很低甚至是文盲,拿这个东西进行动员,效果大大折扣。中共依靠的是情感动员,所以中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情感工作。我前几年发表过一篇诉苦的文章,注意到在发动农民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和斗争的时候,让农民上台去讲,过去的很多苦都是这个地主害的,群情激愤大家都开始打地主、斗地主,甚至当场把地主给打死。当时我看到一个材料特别有意思,怎么样把农民愤怒的情感、仇恨的情感调动起来?里面重要的工作是选什么样的人去做?所以选苦主,第一选女性,第二选老人。为什么选女性,女性容易情绪激动,一诉就哭,她一哭大家就跟着哭,大家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为什么选老人?老人经历的事情多、苦难多,容易情绪化。斗争的对象也得选择,村里可能有三个地主,一个地主是茅坑地的臭石头,怎么斗我不理你,这种人不理你,没意思。一种是还没斗就趴下了,什么都交代,就说有罪,这种人也没意思。最好是刚开始很强硬,斗后、控诉之后就软了下来,非常符合群众的要求。所以苦主和斗地主的选择很有意思。另外是典型示范,中共特别擅长这种方法,任何一场运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找出英雄模范。这是从国家角度来讲。

   从基层精英角度来讲,中共统治下的村干部跟传统时代的地主士绅不一样,地主士绅有资源、有地主、有功名还有社会资本,有威望,精英的身份不需要国家来确认。但在中共统治下,把原有的社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过去越有钱有知识的人现在越没有地位。所以土改中那一批崛起的村干部都是过去的边缘人,贫农、雇农、无产者,是无业游民这些人当村干部,他们为什么能当村干部?完全是上级组织给他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跟国家抗衡、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他们是村庄里的一分子,生活在村庄的网络中,有他的家族、家庭、亲戚朋友,所以很复杂,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行为特征:一种是作为国家干部,要执行国家意志。经济学有理性人的提法,希望用最小的成本获最大的收益,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希望获得一些好处,可能会利用村干部的身份、利用土改中的特定环境谋求自己的私利。但他又是社会人,要关注村里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党和国家攫取资源过分时,要为这个一村庄跟上级进行抗衡,比如上级要征收公粮、参军压力太大,可能不公然违抗,但会拖延延、转移。同时有好多项任务,去选择对村庄危害比较小的事极力去做,危害比较大的事就不去做。还可以隐瞒,比如划阶级,有多少贫农和中农,这是贴标签的事,中农就是中农,贫农就是贫农,完不成任务时做点手脚就完成。还有特殊化,土改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土改很好、斗地主也很好,但我们村的情况特殊,这种情况在各个地区都有,不是因为华北地区地主少、西南地区地主少,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个表述,各个村不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对于乡村民众来说,首先是对于这个国家、对于党存在组织性的依附,比如我们讲的这一套基层组织网络,把所有乡村人员放在网络中,进行管理和控制非常容易。与此同时,乡村民众在自身利益受到过度损害的情况也可能去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可能进行自己的抵制,高王凌老师提出“反行为”,农民不是真正要抗争,也许想但没有资源去抗争,不过会有很多不太合作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或多或少地能够为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起到好作用。当反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迫使高层党组织对农村政策进行一些适度的调整。在后续的点评中,请高老师详细讲讲这个情况。谢谢!

    

   点评人: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历史问题要重视口述史

   我做土地改革研究于1990年开始做,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总结中国农村改革史经验。既然总结经验,就把历史背景缩短成30年,80年代从头做。一开始我们觉得土地改革是一件过去的老事,现在没多大意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跟包产到户有关系,但就是过一下。这时候我们的东西在内部刊行,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拿去作为教材,这时候有了著名的诉苦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诉苦”为中心,台上这两位朋友也在诉苦派范围内(现场笑)。当时在社会学界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我到处夸奖。我觉得经济学已经死亡、经济改革已经死亡,但社会学已经兴起。

   1994年开了一个土地会议,在这个会上打算提出把土地私有化,这件事没有成功。但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突然明白了土地改革这件事不是一件已经过去的旧事,土地改革研究突然具有了莫大的活力,和现在的土地问题完全连在一块,打那儿以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最近几年参加了多次社会活动,挣了不少银子(现场笑),其中第一个就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我讲了一次又一次。我们那时候还是学术性的,零几年我的一个学生去家乡调查,发现土地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性质,土地改革跟共产党、共产主义连着,和大跃进连着。这篇论文我们在法国、香港发表,提出一个和诉苦派相对立的观点——“倒霉鬼”。假如我们今天在审判两方,开一个土地改革的法庭,我在那儿坐着,光有贫下中农行不行?必须把老地主叫来,不能光听你一面的,光听你从小受教育那一面的。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学界给予很大关注。

   我在外面多次讲土地改革,发现这个问题值得下这么大的功夫。现在我在清华大学开课,每年讲当代史,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每年有重大收获。今年有一个标题是“土地改革里的非土地改革因素”,土地改革是土地问题为中心吗?去年我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土地改革从哪儿开始,在座同学写了一篇论文。土地改革在1928年是什么?在1928年就没有“土地改革”这四个字,没有土地问题。湘赣边区的土地第一个文件是《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去哪儿了?》,如果说土地以后给了国家,还会参加革命吗?山东一个老干部说一分土地,农民就给共产党走了?去打仗去了?所以口述史非常重要,必须要看实际情况,千万不要跟着走来走去。

    

   土地改革问题的承载量大,信息量大

   共产党当时不是要土地,而是借助土地要政权,后来策略发生改变,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我们现在说的华北地区,当时那里的人不要土地,材料也没有土地问题土地改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首先要承认土地改革代价太大,对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损伤极大,承认这个后,才好要追问土地改革为什么要付出大代价。杜润生提出三个观点,一是经济反封建,二是参军,三是基层下县,。

   土地改革这件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和秦晖意见一样,我们相视而一笑,他认为中国没有土地,我认为地主占的地很少。我认为土地改革是承载量、信息量、目标特别高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说它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在清华讲“外国人的东西都不能看。”对这句话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土地改革就没有土地因素吗?不敢说。现在政府肯定要把所有资源掌控在手里,土地早晚要露出脸来。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诉苦的人没有批评清楚,我总是想,每年备课,就不断地在这方面建设我们的学统,有了这个学统才会有道统,有了道统才会有将来的治统。

   点评人: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区分“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

第一个要说明我不是研究土地改革或者土地革命的专家,所以在这儿做点评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围或者研究的范围。另外,高老师从90年代一直做土地研究。我确实做过土改,做过土改以后对有些东西有点肤浅的了解,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或者是各位听众,没有接触过土改或者土地问题的年轻朋友,听完后是不是有点困惑,有些概念是否能搞清楚?我发现题目是“斗地主:土地革命70年”。首先斗地主跟土地革命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密切的联系?土地革命是什么?刚才大家都在讲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跟土地革命是否一回事?其实不是。李里峰讲到最基本的现象是土地改革,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亚洲、东亚很多国家不搞,土地改革不见得斗地主,土地改革也不会必然导致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一个概念,土地改革是另一个概念。就“土地革命”而言,它是中国特有阶段的一个名词,如黄老师讲的1927—1937年我们管这一段时期叫“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而且主要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土地革命那一阶段重要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土豪抓起来,不会说完全不会斗,是直接杀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革命暴动开始,到1928年初,是广泛地杀,抓住就杀。后来不见得一定都杀掉,但打土豪本身是一个必然现象。打土豪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特别是为了解决军队经费财政,分田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地方农民,许农民以地,鼓励农民跟着红军走。换句话说,真的到了土地改革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从1946年“五四指示”也就是国共和谈期间,到1947年底,最迟到1948年1月、2月,随着中央对土地改革的纠偏,暴力式土地改革到1948年就停了。土地改革本身不见得是暴力,土地改革中当然有暴力土改。1950年中国要搞一个全国性土改,通过了《土改法》,也通过了与土改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这以后,土改发生过一段波折。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土改法》开始搞土改,1952年全国性土改。到1952年基本结束,个别地方延续到1953年。最初的土改是和平土改,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51年以后,进入到暴力土改或者斗争土改。所以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澄清一个概念,概念要搞清楚,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不是一回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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