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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杨奎松 黄道炫 李里峰:土地革命七十年

更新时间:2014-05-19 20:15:24
作者: 高王凌 (进入专栏)   杨奎松 (进入专栏)   黄道炫   李里峰  
如果土地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但刚才我讲了,土地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土地问题没那么重要的话,中共的胜利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很复杂,可以讲几千条、几万条,前些年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把现在讲述的话题说了一下,晚上有读者说:“你把那些既有的结论给做了一个推翻清零,又提不出新的见解,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谈原因就像讲上帝一样,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想很难说,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也许上帝是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能够见到上帝的人,我想恐怕只有上帝选择的人。我对于原因这个话题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谈论任何话题时都会找原因,做历史的人总会希望去找原因,但终极原因到底在哪里可能是一个永远得不到东西,但我会强调几点:第一点是武力;第二点是组织,中共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确实是国民党也就是中共的对手所远远做不到的;第三是信仰,信仰体系在当年所发挥的作用很大,也许当时一百个共产党员只有10个人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有这10个人,和国民党一个都找不到大不一样,中共动员能力那么强大和这批人的贯彻也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润滑剂作用有关,我会把这三个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谢谢!

    

   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

   发言人: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

   我讲的内容跟黄老师的研究有些差别,黄老师的研究比较全面,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共产党的不同阶段,从20年代苏区抗战到三年内战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从宏观角度比较高屋建瓴地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的脉络中讨论改革。我自己的研究相对比较窄一些,这些年关注的主要问题,土改是其中一个,另外是关注土改往后延伸。所以今天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聚焦于土改运动本身,看看土改运动中,中共特别是基层组织是怎样来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黄老师比较宏观,我会讲得比较微观一点。另外黄老师涉及到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讨论土改,我比较多地从政治运作角度分析。再是黄老师站在40年代后期也就是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往前推,讲了抗战、讲了苏区,我会往后推,围绕土改讲到之后的50年代合作化运动甚至往后,讲往后推的情况。

   看到活动的海报后想着这个主题肯定能吸引很多人,为什么?这个题目分两段:后半段是“土地革命70”年,如果方主编把主题名称叫做“土地革命70年”,可能来不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是为了前面这吸引眼球、刺激性的三个字“斗地主”,因为这个有更多人来参加,而且有更多人报不上名,希望找个机会到这里来。

   我想斗地主和土地革命有必然联系吗?土地改变各个国家都有,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搞了土地改革。日本、菲律宾等很多国家都做过土地改革,但这些地方的土改有斗地主吗?恐怕没有,如果有怕也只是很小的一方面。为什么一讲到中国的土地改革、讲到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会马上想到斗地主?而且斗地主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现在大家玩的扑克牌叫“斗地主”,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就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这样?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的土地改革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首先我说明我绝对不像某些学者那样说土改没有必要,从经济上讲没有必要,现在很多人指出土改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土地占有状况、贫富分化程度、阶级分化的程度,远远没有所谓的“8%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经验研究显示,这是过高地估计了革命以前的阶级分化状况。但我们从这些数据中能否推导出从经济角度来讲土改没有必要?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强调经济上怎么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意义是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土改中政治方面的因素。

    

   土改过程中的基层组织建设

   我个人觉得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来讲,土地改革是关键性环节。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早期,整个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对外把半殖民地、受到列强欺凌和欺压的状态变成独立的状态,对内要实现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要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各方面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一套架构。黄仁宇先生当年谈他“中国大历史”的观念,提到中国有上层、中层、下层的建设,怎么样把上中下各层面建设好并且很好地整合起来,晚清、民国到共产党都在做这个事,但共产党做得比较成功。我觉得从上下勾连的角度来看,土改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天会讲土地改革运动,会围绕“运动”两个字展开。为什么把“土改”叫“运动”?“运动”和常规政治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群众路线,从2013年开始,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讲学习实践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1949年以前就提出,经过这么多年来内涵有一些变化,但提法一直没有变:一个是群众,一个是运动,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勾连起来,把它和中共基层政治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土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群众运动,顾名思义,首要是群众性,参加的人特别多。国民党、北洋政府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更多是精英行为,民众也会参与其间,但参与的程度、参与广度恐怕跟中共群众运动差别非常大。我们以土改为例,不管是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老区、半老区)土改还是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新解放地区的土改,可以说中国所有村庄以及村庄里每一个人都会以各种形式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所以讲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时,很多人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非常深入。可这样一个政治参与和今天的、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所讲的政治参与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共的群众运动中基层群众参与政治的方式是被动员起来,不是自觉的、自动的、自主的、独立的参与到政治行为里,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所以西方学者讲到毛时代的政治参与时,用“动员式”这个词。当然有很多中国学者有很多很有趣的表达,特别形象,比如“不是在参与政治,而是被卷入到政治中”。有一个学者更有趣,用了流行的网络词汇“毛时代的中国农民参与政治,不是参与,而是被参与。”在群众运动中,从中共基层运作角度来看,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式或者被动式的,程度非常广的参与之外,还有几个因素:

   第一是土地改革过程中,一边在土改,一边在进行基层组织的建设。所以土改时会成立农会、妇女协会、贫农团,如果原来有党支部的地方党支部规模会扩大;如果没有党支部的地方,过程中会慢慢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成立村政权,还会对农民进行训练,成立民兵队。顺序不固定,有的在土改之前有的组织,有的是在土改期间建立组织,还有是土改大致完成以后,才慢慢建立起来。土改前后,中共都建立起了非常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这个网络至少包括四种类型组织:一种是群众性组织,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村里的一员,不是地主富农,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的行列,都可以加入,如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组织。第二种是阶级性组织,不是所有农民都能参加,而是成分比较好的,如贫农和雇农可以参加,中农参加不了。贫农团在土改时成立非常普遍,特别是三年内战时期土改中,相当大比例的村庄都成立了贫农团,贫农团建立起来以后权力和地位非常高,某种程度上可以凌驾于党支部之上、村政权这一套机构之上。第三种是具有科层色彩、从上到下一整套组织,即党的组织和政治组织。中共从革命年代开始到今天都是党政双管齐下,同时存在,所以在土改时可以看到,基层既有党支部也有村政权。村政权建国以后改了名称,特别是1958年以后变成人民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我们知道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第四种是武装组织,如民兵队。以上四种类型组织遍布在所有村庄,这样一来,所有农民,每一个乡村社会的成员,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或者几个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不是,很可能就属于这个村庄里被斗的对象,或者是地主或者是富农。基层网络组织的建构是土改中中共基层政治运作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把村庄和村庄以上的党政一套科层体系连接起来的东西——工作队。工作队为什么很重要?共产党以前,不管是传统的帝制时代还是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村庄内部的基层精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传统的皇权不下县,还是民国时期在县里设一个区的层级,都不能直接在村庄里进行信息指令、传递、资源的交换,必须要依靠精英。传统时代的精英很好,是士绅,民国时候精英慢慢流失跑到城里,村里变成“土豪劣绅”,好像是坏的。但不管好与坏,这些人很重要,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国家就没有办法控制村庄。但有了工作队以后,变成上层机关派出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可以有效地在村庄里贯彻国家意志。所以在土改以及土改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国家的力量在村庄里真正在场,而不是抽象在场。当时我做土改研究时,在河北省与山东省档案馆搜集了500多份基层土改方案,让我惊讶的是,在我所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村庄是在完全没有工作队或者工作队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土改的。所以工作队特别普遍。传统时代上面是国家,中间是村庄精英,下面是村庄普通民众,是线性的治理结构。有了工作队和基层组织网络后,结构变成一个相对立体的结构,有了工作队,国家可以直接在村庄里和乡村精英互动、和乡村民众互动。如果精英不能够很好地执行上层意志,工作队可以直接把原来组织免掉,重新动员群众建立一个新组织取代它,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是群众中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说白了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斗”,为什么要斗?他们是我的敌人,敌人就要斗。大家知道,毛泽东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官方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就是这个,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问题抓住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就清楚了一半。

我现在在政治系工作,除了历史以外,会看政治学方面有名的文章和著作,注意到最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流行一个人——卡尔·施密特。施密特特别有名的一个观点是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审美领域一样,有它最根本性的标志,审美领域区分美和丑,道德领域是对和错,政治领域有一个最根本和最决定性的区分即朋友和敌人。如果我们把朋友和敌人弄清楚了,政治问题就弄清楚了。他的观点在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做讲演提出的,后来这个讲演就形成政治学里的基本文献,名称叫《政治的概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底写出来的,施密特讲演在1926年3月做的,时间相差很短。我的推测是毛泽东不知道施密特,施密特不知道毛泽东。后来三、四十年代施密特写其他文章时知道毛泽东,在著作里提到了毛泽东,但我想他在讲演时还不知道毛泽东。一个是中国的革命家,一个是德国的政治学家,居然不约而同的把政治界定为“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很有趣。因为阶级区分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我看到的一手材料里看出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个是阶级的隔离,对贫农、中农这样一个被划成“我”阵营的人,与地主、富农进行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个界线非常清楚,中间没有回还的余地,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站在中间是不允许的,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这是阶级的隔离。另外一个是阶级的融合,我们知道在乡村社会里,人们对生产关系的占有状况非常复杂,朋友和敌人区分好了,分成地主、富农、贫农、中农区分得很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中间有变动,二是中间区隔不是很稳定,后来就有有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还有贫下中农,他们在一块变成我们当中最核心的部分。至少在土改期间,阶级划分一方面是要把我们和敌人区隔开,划清界线;另外一方面是把我们和内部融合,打消这个界线。除了我们说的阶级关系之外,还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很多关系,这些关系都融合在阶级关系中。不管是这个关系和那个关系之间有没有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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