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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宪法实施:解释的事业——政治理论的宪法解释图式

更新时间:2014-05-19 09:41:34
作者: 郑贤君  
”[12]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因此成为美国法院宪法解释的主导方法之一,[13]用以处理联邦中央政府各机构之间以及中央与各州之间的权限争议。政府各机构运行宪法赋予的权力是实施宪法、确保宪法秩序得以运行的常态。在实施宪法授权的过程中,各国家机构势必需确定某一特定宪法规范含义的具体含义,这离不开宪法解释。

   第三,宪法具有原则性,需国家机关通过解释平衡原则之间的冲突,确保最优。宪法包含了一些原则性规定,包含了一国人民的政治抱负与价值判断,这些原则为国家确立任务与发展目标。美国宪法序言的宣示性规定属于原则,为国家政治指明了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宪法的政治法属性是通过宪法条款的原则性予以体现的,这也构成宪法与政治的区别。宪法之不同于政治在于宪法为政治确立基础、设定界限、规定原则,实现政治的正义性。除此之外,宪法的原则性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它是规范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法律文件;二是宪法是最高法,是法律的法律。法院以宪法为依据裁决普通法律与行政行为合宪性的过程中,包含了重要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官适用法律裁决民事纠纷与受理刑事指控。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和法官承认宪法的原则性,且该问题与司法能动原则联系在一起。德沃金认为宪法条款须以道德方式阅读方能准确阐明宪法含义。[14]却伯虽然不完全同意德沃金的观点,但认为起码宪法的一部份条款属于原则,并认为宪法是原则和规则的结合体。却伯认为,《权利法案》的诸项条款是原则而非规则,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是典型的原则性条款。[15]除德沃金和却伯外,美国左派宪法学者广泛承认言论自由、正当法律程序与平等保护都属于原则性条款,认为这些条款“表达了国家的理想,建立了一个‘意义的王国’”。[16]以言论自由为例,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制宪之初的言论形式较为单一,如果将宪法视为具体规则,宪法文本文字的清晰含义无法包容当今社会的多重言论;只有将言论自由条款视为原则而非规则,顺应变化与发展的多重言论形式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宪法保护。

   第四,宪法规范的抽象性需要各机关在运行权力的过程中通过解释补充内容。抽象与原则不同。原则具有不确定性,包含了道德与价值判断;抽象是指不具体、含混和模糊不清。针对却伯关于宪法规范特别是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具有抽象性,须补充具体内容而具有原则性的观点,斯卡利亚不予苟同,认为却伯混淆了原则与抽象的区别。[17]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属于抽象而非原则。宪法规范包含许多类似言论自由的抽象条款,但并非意味着它们具有原则属性。仍以言论自由条款为例,言论自由中的“言论”一词具有模糊性,其内涵着重于“表达”,其价值侧重于“表现”,故而言论自由通常被归于“表现自由”的范畴,但其外延并非十分确定,而是具有多义性。特别是随着科技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表达或者表现行为可归入“言论”的范畴。除言辞形式之外,出版、集会属于表达行为的延伸;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网络亦从属于表达之列;在否定的意义上,沉默是表达的反向形态;以肢体与行为等方式从事的表达行为被称为“象征性言论”,等等。特定形式的表达行为是否被认为属于“言论”构成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需法官在个案中根据案件事实决定。这表明,宪法规范的抽象性不等于宪法的原则性,需要法官通过解释补充规范内容形成意义不能等同于为政治奠定基础与指明方向意义上的原则。相对于普通法律,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尤为明显。作为分配政府权力的文件,各国家机关在实施宪法授权的过程中,多数规范须通过解释进一步补充其内容。

   第五,宪法是活的文件,需要通过解释容纳某些基于道德与共识产生的内容。宪法究竟是“死”的文件还是“活”的法律是一个富含争论的问题,该问题构成美国司法克制与能动主义的理论分野。保守派宪法学者和法官批评“活性宪法”概念将法律融进太多的政治成分。但是,就双方所持的观点来看,保守派与自由派宪法学者均不排斥这一认识,即人民而非法院拥有决定宪法内涵的最终权威。这实际上认同某些基于道德与共识产生的价值判断进入宪法解释的空间,也是容许政治力量决定宪法内容的基础。针对服刑人员要求法院救济其冤情的申诉,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伦奎斯特在其《活性宪法的理念》一文中援引大法官霍姆斯的观点对此作出了精辟阐述。作出申诉的服刑人员认为法院是当代社会的良心之声,也是现代人类尊严概念的尺度,要求法院宣布对他们的指控构成违宪且不能容忍。伦奎斯特回应法院并非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良药,特定问题的解决须诉诸其他国家机构。这就是说,即使是最保守的法官也认同宪法具有“活性”成分,承认宪法与法院并非是万能的。霍姆斯的宪法观表达了某种活性宪法观念,因为“生活的发展即使是最有天才的先辈也无法完全预见”,先贤的贡献仅在于前辈与后代用无数鲜血与汗水“创建了一种政府组织”。 [18]

    

   三、宪法解释的最终机构和权威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宣称:“没有任何宪法和美国法律所授之权比所授本法院最终和最后裁决所有宪法和法律案件的权力更加明确。”[19]针对这一点,美国学者认为,法院所宣称的受理裁决因宪法引起的争议的权力远远不能等同于政府其他机构在运行其权力过程中的宪法解释。[20]这意味着在美国,宪法解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宪法实施,且与政府各部门的宪法授权范围有关。各国家机关,包括联邦与州,都享有在自身权限范围内解释宪法的权力。美国左派和右翼宪法学者都同意削弱甚至取消司法机构。前者代表为伯克,后者为图施耐特。[21]虽然两学者的观点不乏激进,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美国宪法学家的共识,即立法和行政机关实施宪法足以保证宪法的良好运行,法院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具备解释宪法的正当性与充分性,虽然其充分性值得商榷。

   许多宪法理论著作明确表示,在美国,法院既非唯一的宪法解释者,也非当然的最终解释者。贝克说道:“自从1803年以来,法学院的答案是美国最高法院,但这却是一个相当不完整的答案。只要考虑到总统宣誓遵守、保护与捍卫宪法,立法机关的成员宣誓支持本宪法,以及州政府三机构的所有成员的宣誓。解释宪法的第一条线是运行其政府权力过程中的联邦与州政府的所有官员。”[22]“关于谁是宪法的解释者的答案是,所有的联邦和州政府部门都被要求在运行其日常的政府责任的过程中解释宪法。”[23]有作者甚至说道:“我们感觉有一种强烈的义务提醒读者注意,本书中插入的诸多最高法院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法官是宪法的最终解释者。”[24]美国宪法理论对宪法解释并非狭窄地界定为司法宪法解释,而是在将宪法解释等同于宪法实施的脉络与背景下开展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的,其回答高度类似于我国宪法序言与第5条对实施宪法的定义与内容。

   关于谁有权解释宪法,美国社会一直存有争论,该问题在宪法制定之初就已经引起重视。此处存有一个明显的概念之间的互用或者指代,这就是宪法实施与宪法解释,讨论者大都在没有充分说明的情况下将宪法实施等同于宪法解释,甚至认为就两概念的文本地位而言,宪法实施明确高于宪法解释,特别是法院的宪法解释,虽然宪法规定了法院在裁决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但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是在其后宪法实践的开展过程中确立的,宪法实施则是制宪之时宪法文本的明确规定。在美国,制宪之初的总统杰佛逊、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以及新政时期的罗斯福都明确宣布总统与立法机关拥有与司法机关同等的宪法解释权威。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权威来自于“制定适当法律”,其依据是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必要和适当”条款,以及第13、14、15、18、19、23、24、26条修正案之后附加规定的“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相关条款的规定。总统解释宪法的权威来自宪法规定的总统有权遵守、保护与捍卫宪法,总统在就职前应作如下宣誓或郑重声明: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威来自于宪法第3条规定的法官有权依据宪法裁决争议。该条规定:“一切基于本宪法、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的及将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普通法的及衡平法的案件。”这表明,美国宪法文本支持这一观点,即由不同的国家机构分享宪法解释的权力。

   但是,美国宪法理论与实践在关于谁是最终的宪法解释者的问题上却存有高度不一致,特别是当对宪法含义存有争议之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国会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国会仅仅是民选的代表,并非全体人民。杰佛逊认为该问题在根本上是须诉诸于人民解决的事情,即当政府的不同部门对宪法的确切含义存有争议之时,由各州的人民召开制宪会议或者州代表会议讨论宪法的含义。[25]就美国宪法实践的实际情形而言,公众普遍接受司法在解释宪法,澄清宪法含义,阐明何者为宪法的权威,但亦须视具体情形而定。对于某些特定问题,法院明显认为不属于司法机构管辖的范围,而将这类问题留给肩负政治责任的立法机关,政治问题理论就是明显的例外。总统对战争承担更多的责任。总统可在真正的军事紧急状态下推翻宪法设定的程序不宣而战,并不被视为违宪。但在涉及刑事程序问题上,相较于立法和行政机关,法院拥有更多的解释权力,特别表现在收集和运行特定种类的证据方面。具体而言,究竟谁是宪法的最终解释者主要有三种理论,即司法至上、立法至上与部门主义。

   公众普遍接受司法解释宪法的权威。确定何者为宪法既有深厚的渊源,也源于马歇尔在担任首席法官过程时的推理。在批准宪法过程时,反联邦党人担心法院解释宪法可能导致施加于州专断权力。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阐述法院解释宪法的理论依据。[26]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中通过三方面进一步明确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其一,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宪法是高于普通法律的法律;[27]其二,阐明宪法含义是司法部门的职责范围;其三,法院在案件中须援引宪法裁决普通法律是否违宪。[28]

   认真宣称立法机关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居于至上地位并不常见。虽然自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社会一度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推动立法机关在解释宪法过程中的至上权威,但这一趋势并未取得支配地位。建国之初,针对杰佛逊政府发动的弹劾联邦法官的行为,首席法官马歇尔非常担心,曾经私下建议将否决联邦最高法院意见的权威置于国会手中。[29]一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司法的上诉管辖授权参议院行使,但是,这些观点都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并且需要修改宪法。[30]法院承认国会制定法律,特别是制定涉及个人权利方面的法律的优先地位,法院假定国会制定的有关个人权利的法律是合宪的。但在其他方面,法院不认为国会是最终的宪法解释者,国会仅仅是人民代表,而非人民全体。

   很少总统公开宣称政府在解释宪法过程中的至上性,但是,根据具体情形,总统在特定问题上享有宪法解释的优先权。这部分是出于宪法的明确规定,部分是依据所处理事物的性质,部分是法院谦抑的结果。历史上,许多总统公开宣称总统拥有与司法同等的宪法解释权力,如杰佛逊、杰克逊、林肯与罗斯福。在涉及叛国案件的审理时,杰佛逊将自己的首席检察官作为顾问解释宪法[31]。在涉及美国银行是否合宪的问题上,杰克逊认为他自己就是人民的裁决者,投票支持继续美国银行的存在。[32]林肯总统从来不承认首席法官塔尼在斯科特一案中的裁决。[33]罗斯福以改变最高法院组成抗议法院否决其新政法令的裁判。这些都表明,宪法解释并非是由法官垄断的事情。鉴于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政府各机构都有在其权力范围之内运行宪法解释的空间,而究竟何者解释是最后的,取决于事物的性质。

由此可见,宪法解释、监督宪法实施与宪法实施三概念关系密切。不仅监督宪法实施与解释宪法无法分开,宪法实施与宪法解释亦关联甚巨。我国宪法第67条在将监督宪法实施与解释宪法的职责同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属此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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