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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改革攻坚与党的执政模式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4-05-19 09:04:45
作者: 李海青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亦是有目共睹。但观诸现实,不能不承认,过分强调执政党本身的代表性,过分强调替人民当家作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公民主体地位与具体利益诉求的思维与现象仍是较为普遍的。强调人民民主与有意无意地总想替人民当家作主,两种不同思维反映出当前一些党的干部头脑中实际存在的矛盾与不一致。这种实际存在的矛盾与不一致表明在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关系问题上仍需进一步廓清有关错误认识,真正树立现代政治文明理念。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的错误思维与现象之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官本位思想以及政治就是“牧民”的观念在某些党员干部头脑中还是印记深深,难以拔除。这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现代价值启蒙有很大关系。其二是由于传统执政模式的惯性。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以延续甚至强化的高度管制的治理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虽渐有改变但并未被彻底打破。按照这种执政思维,只有作为人民的代表直接出面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叫执政,才能保证执政地位不受影响,而人民一旦在各领域真正确立自主地位,似乎就会冲击和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已经习惯于站在台前替民作主、代表人民了,现在要打破这种思维,难度自然很大。其三是现实利益因素的影响。思维最终不可能脱离利益。替民作主和由民作主,两种不同的执政思维,最终必然体现为不同的利益结果。过分强调代表性,有意无意地总是想替民作主,在很大程度上更便于某些党员干部不规范地追求自身或部门、地区的特殊利益。当前征地拆迁过程中某些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于利益冲突的直接卷入,赤裸裸地与民争利,很多都是在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百姓的名义下做出的。基于利益的考虑,总想替民作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改革推进到今天,这种过分强调为民作主、有意无意弱化公民自主权利的执政理念与方式已经暴露出了巨大的问题。其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结构、成分的愈益复杂化,民众的利益诉求愈益多样化。执政党所能代表的只是全体民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执政党只能以正确的方式来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作为这些千差万别具体利益的代表者。而大量具体的利益诉求只能由民众自己表达与维护。其二,在现阶段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中,相当一部分是干群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民众对抗党委机关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时有发生,好像党和人民成为了不同的利益主体。这种情况不能不迫使我们反思传统执政模式之弊。其三,现实中公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民众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与维护渠道,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大量积压,群体性事件不断,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其四,没有有效的民众参与与监督制约,党员干部的贪腐行为触目惊心。而党内的贪腐在迅速消耗着多少年来共产党在民众中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信任与认同,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党的执政基础将受到极大破坏。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兴亡周期律的对话,其实质就是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针对黄炎培提出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距今已近70年,但所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

   现实中的问题表明传统的执政模式需要切实打破、有效变革。实际上,对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一条根本的价值原则,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按照这一原则,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作为中间项来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辩证分析,一方面,这一理念反映了客观现实的要求,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其提出表明了我们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三统一本身的提法又是较为笼统的。在党的领导的各个环节如何切实体现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之更为适应民众的民主诉求等等都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如果没有这种更为细致、认真而具体的研究,抽象、笼统而一般性的回答往往难以切实有效的指导实践。在深刻理解现代政治文明内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执政模式的现代化,已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极端紧要任务。

   二

   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确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就思想认识而言,在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问题上实现了思想解放,深化了对公有制含义的理解,明确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实践中,打破传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正是由于对传统理念与体制机制的不断突破与改革,中国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审视、反思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的改革实践仍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而改革实践的不彻底又源于思想认识的不彻底。这种思想认识的不彻底集中表现为:将公有制经济形式单纯理解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好像只有与公权力有关的经济形式才有资格称为“公”,而其他的只能称为“非公”。实际上,将公有经济由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拓展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只是一种范围的拓宽,但传统的公有观念,即国有和集体所有才属于公有的观念并未真正突破。而这一观念恰恰是传统斯大林模式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核心理念。这种仅将国有与集体所有视为公有的传统理念,实际了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只有直接掌控大量经济资源、直接干预经济,执政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才会稳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相关成分都被视为在政治上可控而可信的,而所谓“非公经济”则由于不能直接控制,因而不能完全可信。换言之,这种传统公有理念暗含着一种或明或暗的经济上的对立思维,其实质是革命战争年代阶级斗争思维的遗存与延续。就此而言,传统的公有理念、计划经济思维及相应体制机制应继续大力破除,在根本的理论认识问题上亟需进一步思想解放。

   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未来理想社会的公有制是社会公有制,生产资料归于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不是现实中的国家(政府)和集体占有。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才暂时实行国家所有制。并且,国家所有制的实行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国家政权切实为人民所掌握与控制。民主是保障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但人民又可以切实占有的政治前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宣言》才强调,无产阶级首先要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再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在这个意义上,由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平等参与、公平共享成果的社会公有制实际上比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形式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本来含义。所以,在公有制内涵方面,必须要继续打破僵化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把社会所有这一维度包括进来。

   按以上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各种基金以及社团、社区经济等也都属于公有制经济形式。这些公有制经济形式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资本或生产资料作为一个整体由公共占有而不是私人占有,因而不是个体私有制。另一方面,资本或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等共同体,因而其不是传统公有制。它们是公共占有与个人所有相统一,产权主体多元化、管理社会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新型公有制形式。其比传统公有制更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更强调这种共同占有与个人所有的真正统一,更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这些新型公有制形式由于与个人财产权利直接相关,所以更能有效激发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更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分散的个体性知识与信息来从事微观的经济活动,而产权主体多元化、管理社会化、决策民主化又充分地对个体的知识进行了整合与集成,经济活动由此可以不断注入新的知识增量。

   国内理论界在此问题的认识上也早实现突破。何伟在《股份制与社会所有制》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准确的、科学的定位不应是国有经济,而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但不同于一般公有制,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种公有制。其具体实现形式,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股份制、各种基金以及社团所有制等。[8]王祖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书中提出,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社会所有制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所有者)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其客体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其本质是自由劳动力与自由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平等的联合或结合。社会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包括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基金所有制和社团所有制等。其中,劳动者股份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9]厉以宁在《论新公有制企业》一文中提出,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传统公有制企业应当转变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公有制企业。新公有制企业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经过改制的新的国家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国家控股或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第三种形式是大量存在的没有国家投资的公众持股企业。在这种新公有制形式之下,还包括了像工会、商会这样的社会团体,或像街道、居民区这样的社区,用公众集资的钱所举办的企业。第四种形式是即公益性基金所有制所办的企业。[10] 以上各家观点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都突出了社会所有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内涵。

   将社会所有视为现代公有制的本质内涵,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解除一直戴在“非公经济”头上的意识形态偏见帽子,从根本上讲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就前者而言,尽管现在党和国家的文件明确提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但实际上,不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在政策待遇方面,对于所谓“非公经济”的歧视一直存在。如果思想能够进一步解放,我们就不应再担心、忧惧随“非公经济”的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削弱的问题。因为按照对公有制内涵的新认识,我们现在所谓“非公经济”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公有制经济的新形式。它们的不断发展说明中国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稳固。而与之相反,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仅仅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本的理论旨趣,更不符合现实中“非公经济”迅速发展的实际。

就后者而言,如果仅仅将国有和集体所有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并在制度、政策上过度倾斜扶持,中国经济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遭遇重大危机与挫折,尽管现在一些国有企业还能通过垄断获得大量利润。除了众所周知的行政性垄断对于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低的创新效率外,中国庞大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真正风险在于,在未来全球性的产业转换升级中,很多国有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夕阳产业,届时其生存本身都将成为问题,必然会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沉重负担。具体而言,目前,国家大力支持的垄断企业很大一部分铆定在资源产业、重化工业与制造业。这些产业如果一直由垄断企业铆定,如果其在未来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一旦丧失优势,或需重组,那时的改革成本将更为高昂,引发的社会利益矛盾亦有可能十分剧烈。[11]因为,倾注了国家大量资源,牵扯众多重大利益关系,规模巨大,乃至“大到不能倒”的垄断企业往往很难像其他类型企业那样灵活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它的改革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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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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