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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宪法文义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更新时间:2014-05-17 09:57:01
作者: 刘国  

    

   摘要:  文义解释是宪法解释的首选方法,不过由于宪法的原则性和抽象性,宪法的文义比一般制定法更难以琢磨。针对宪法语词的概括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特征所带来的解释困境,人们曾做出过各种努力,但这些努力要么本身仍然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要么无法为特定案件提供可靠答案。通过深入剖析造成宪法文义解释困境之根源的宪法语词特征,可找到解决困境的有效途径,即宪法语词的含义是由其所指涉的事物本性来引导的,宪法语词所指涉的事物之本性或本质为走出宪法文义解释困境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宪法语词;文义解释;困境;事物本性

    

   法解释学是以法规范为研究对象,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务工作者历来都认为“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开始。”法学的终极目的在于穷究法的目的,但始终不能离开法文字句,一旦离开法文字句,就无以维持法律之尊严及其适用的安定性,因此法律解释的第一步必然是“文义解释”,只有在有复数解释的可能性时,始为其他解释方法。1然而文义解释依靠法律意旨赖以承载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这给解释者带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扰。宪法解释与一般法律解释一样,需以被解释的文本语词为出发点。尽管宪法文义解释因受制于宪法语词的特点而存在诸多解释上的困境,但由于文义解释是宪法解释绕不过的坎,释宪者必须正视而无法回避它。其实,对于宪法文义解释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我们认为,如果从造成宪法文义解释困境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这些根源的深入剖析,就能找到走出困境出路的方向。

    

   一、宪法语词的特点及文义解释之困境

   宪法文义解释是以宪法语词为出发点的,宪法语词不仅是传达制宪者意图的工具,也是释宪者从事宪法解释时获得解释结论的首要依据。释宪者要获得正确和可靠的解释结论,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宪法语词的含义。然而宪法语词的特点对宪法语词的含义具有决定性影响,释宪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宪法语词特点的前提下,在深刻领悟文义解释真谛的基础上,方能获得正确和可靠的解释结论。

   (一)宪法语词的特点

   自人类发明文字以来,法律便由文字通过各种载体传达于世。“因为文字是法律意旨附丽所在,也因为它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大范围,因此,着手解释法律的时候,首先便须去确定文义涵盖的范围。”2作为一种表达思维的工具,法律语词在为传达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由于人类语词固有的特点而给文义解释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宪法语词与一般法律语词一样,也受制于人类语词特点带来的困扰。

   麦迪逊认为,由于对象难以辨认、构思器官不完善、传达思想的手段不合适等原因,必然会造成法律语词的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3因此,立法者在运用法律语词去传达其立法意图、实现其立法目的时,由于主客观因素使他所选择的语词不可避免地出现含义模糊的现象。有时法律文字在一些情况下是清晰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变得不清晰了,如威利姆斯认为,构成法律文字的许多语言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是明确的,但愈到边缘则愈为模糊。4法律语词含义模糊性的特点是人类语言多固有的,哈特坦承人类语言具有“空缺结构”(open texture)的特征,任何选择用来传递行为标准的工具——判例或立法,无论它们怎样顺利地适用于大多数普通案件,都会在某一点上发生适用上的问题,将表现出不确定性。5波斯纳把法律文字这种不确定性分为“内在含混”和“外在含混”,前者是指由于法律用语本身的多义性和评价性而引起的模糊不清,后者是指由于语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本清楚的语词变得不清楚了。6苏力教授则把因语境变化导致的法律语词变化分为“历时流变”和“共时流变”,前者是指同一语词在一个历史时期中被普遍认可的意义在另一个时期会消失或变更,后者是指同一社会中的不同语言共同体对同一语词有时会有不同的理解。7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特征在宪法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主要是由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内容决定的。宪法作为百法之首,是所有法律的制定依据,充当着一切法律之统领的作用,宪法语词必然比其他法律语词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和纲领性,这必然增加宪法语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宪法作为社会上各利益团体意志和愿望的集中反映,为了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都囊括在宪法之中,宪法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和原则性。此外,为了保持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稳定性,它的条款必须是面向未来的,必须能够适应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变化着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其语言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8因此人们都承认,宪法条款具有原则性与抽象性特征,宪法只是一种“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9关于其内容具体是什么,制宪者也并不十分明确,为了达成简单的一致性意见,“其使用的概念就得保持一定的模糊度,就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模糊策略,别无他途。”10

   (二)宪法文义解释的困境

   宪法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特征,给宪法文义解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不同解释者面对这种抽象宪法语词时,会根据各自的理解和判断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因而会导致更大的分歧与争议,这正是文义解释导致无止境的争议的主要原因。人们对文义解释的诟病实际上是对宪法语词特征的指责,认为宪法语言更具有概括性和原则性,比一般法律更模棱两可,因其更开放的结构而包含着更多的价值。这些特征会使宪法语词的意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变,似乎宪法根本没有确定的含义。

   由此可见,宪法文义解释的困境表现为释宪者的主观性问题。释宪者在解释宪法语词的时候,不同解释者或同一解释者在不同语境下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同一语词以不同的含义,针对同一语词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这是自18世纪以来的主观解释方法在宪法解释中的反映和表现。按照主观解释最初的观点,法律解释就是要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意思为何,到了20世纪出现了新主观说,新主观说认为法律解释不是要探求立法者立法时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意思,而是要探求法律规范背后与之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利益状态及其权衡,以便尽量扩展法律规范的意义内容。新主观说假定法律存在广泛的漏洞,并主张解释者对此应推测立法者的评价,无法推测这种评价时,就以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评价及自己的评价进行补充。11由于宪法的概括性和原则性比一般法律更强,这给释宪者对宪法语词的主观理解提供了更大空间,也增加了释宪者在文义解释过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余地,使得宪法文义解释的主观性比一般法律解释的主观性更强,从而使宪法文义解释的主观性困境更为复杂化。

   由于宪法内容涉及的是事关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释宪者在解释宪法语词时,除了考虑抽象宪法语词字面上的特定含义之外,还要顾及宪法解释的结果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释宪者对宪法文字的含义不能墨守成规,对“文本既不能做严格解释,也不能做宽泛解释,文本应当做合理解释,包含它全部合理的意义”。12宪法解释也不可能做到“除政治化”,宪法解释要求逻辑式的概念操作与政治衡量相结合,在法学方法的框架之下,融入法社会学、政治学、宪法史和国家哲学的理念,任何厚此薄彼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尽管释宪者可以在宪法文义之外寻求解释的真意,但仍然排斥文本虚无主义的做法,文本虚无主义使文本成为一种漂浮物和解释者的价值重构对象,文本的意义永远无法得到确定,这种无限度的过度解释本质上与民主法治相背离。13总之,宪法文义解释并非仅仅围绕宪法语词就能够得以满足的,还必须在宪法文本基础上参考更多、更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宪法语词自身固有的特点叠加在一起,使宪法文义解释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宪法语词比一般制定法语词具有更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宪法语词也就具有比一般制定法更大的模糊性,这就使解释者的主观性进一步增强。似乎制宪者运用宪法语词所表达的只是一个框,解释者可以随意往里面添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作为表达人类思维之工具的语词符号是有限的,它无论如何也不能精确地反映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人脑——的思维。释宪者通过理解宪法语词来领悟制宪者所欲传达的意思,怎么样才能断定释宪者所理解的意思就是制宪者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释宪者自己的主观见解?在宪法语词的复合含义中,释宪者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其中一种意义而排斥其他意义?又有什么样的权威能给释宪者选择某种语词含义提供指导?这些问题似乎使宪法文义解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长期以来人们力图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针对宪法文义解释困境的各种努力

   由于宪法语词特征带来的宪法文义解释困境,给释宪者平添了无尽的困扰。人们为征服文义解释困境进行了各种努力与尝试,在人们试图提供走出困境的各种方案中,也产生了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与争议。

   对于宪法语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有学者提出了文义解释的解释规则。切斯特·詹姆斯·安修(Chester James Antieau)教授认为,对具有公认的、普遍的和通用含义的宪法文字应作一般理解,而不作专业理解;对既有专业含义又有常用含义的宪法文字,一般按通常含义理解,除非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或上下文表明它有专业含义;对只有专业含义的宪法文字或术语,要作专业理解。14在这些解释规则中,根据词语的普通含义进行解释——即平义(plain meaning)解释——受到许多人的推崇,该方法意味着根据人们对词语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

   问题在于“通常”的含义究竟在哪里呢?它是指一般民众的共识,还是解释者自己个人的看法?即使有可以发现的通常含义存在,但这个通常含义是确定不变的吗?事实上,由于语词的“历时流变”和“共时流变”,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语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释者究竟应该怎样确定一个语词的含义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其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通过参考词典的办法审理过大量的案件,并且近年来这种对词典的依靠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15甚至在一些案件中,“词典的定义成了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16这种做法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A·雷蒙德·伦道夫(A. Raymond Randolph)法官认为,引用词典会产生这样一种幻觉,似乎它总能提供确定的或一般性的定义,词典编纂者用一些词去定义另一些词,再像定义那些词一样,用更多的词去定义那些定义中的词,这成了一种循环,使用词典的定义把问题推回到了原来的地方。17L · 汉德(Learned Hand)法官曾指出:“不以词典为准绳是一种成熟和发达法理学的可靠标志之一。”18表面看起来,似乎使用词典中的定义是严格法治下的产物,它可以避免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由于有多种词典,同一词典对同一语词也可能有多种定义,于是在选择哪一词典以及选择同一词典中的哪一定义上,解释者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为克服平义(plain meaning)解释的这种弊端,于是人们又提出了“对宪法文字作合乎情理的解释并避免荒谬的结果”的观点。19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从字面上看,“言论自由”意味着公民有自由地发表意见以表达其思想观点的自由,但这种从字面出发的解释可能导致许多的问题:它是否意味着公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受任何限制?如果言论受到限制了还叫言论自由吗?公民有发表意见表达其思想观点的自由,这是否意味着公民拥有集会的自由呢?因为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相互交谈的自由,为了能够相互交谈就得让人们享有相互聚集在一起的自由。如果一边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一边又不允许公民相互聚集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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