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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宪法文义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更新时间:2014-05-17 09:57:01
作者: 刘国  
还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吗?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能从言论自由的字面解释中找到准确的答案。因此,对宪法文字做作合乎情理的解释并避免荒谬的结果就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选择。如你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由去侮辱或诽谤他人,因为这种行为是不合情理的、荒谬的,并且是对他人自由权的侵犯。但对于言论自由是否意味着公民有集会的自由这种问题,这个“合乎情理并避免荒谬结果”的解释规则就无法提供答案了。

    

   三、造成宪法文义解释困境的根源

   从前文可知,人们针对宪法文义解释困境所作的各种努力,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弊端,这似乎使文义解释进一步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我们认为,要克服这些弊端,真正找到宪法文义解释困境的出路,还得从造成困境的根源入手。文义解释困境的根源来自于宪法语词的特点,即宪法语词的概括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通过剖析这些语词特征入手,或许能为寻找文义解释困境的出路提供有益的线索。

   概括性的英文表达是generality,意思是不详细、不精确。概括性指称的是一组事物的大小范围,一组事物的范围越大,就越具有概括性。20例如“动物”比“马”更具有概括性,“颜色”比“红色”更具有概括性,因为前面的语词所指称的事物比后面的语词所指称的事物的范围更大。这样说来,概括性是与精确性相对立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所指称的事物的范围不明确。可见,不能仅仅因为一组事物的范围大就说这组事物的边界是模糊的。在自然语言中关于语词含义的最流行的理论是被称之为拘泥于习俗的理论(conventionalist theory),这种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realist theory)相对。21根据语词含义的习俗理论,一个语词的含义来自于本地说话者使用该语词的习惯,语词与其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任意的——即不是深思熟虑地有意造成的结果,而是“一种纯习惯性的事情。”22当人们用习惯性语词去指称某类事物时,这类事物的对象和范围在人们心中是清晰的,而不是没有边界的。只要符合这类事物之本性的对象,就能归入这个语词指称的范围之内,反之亦反之。此外,具有模糊边界的那组事物,其模糊性未必与这组事物的范围大小相称,如一组有颜色的事物并不比一组红色的事物更模糊。因此,宪法语词的概括性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具有慨括性特征的宪法语词所指涉的范围是有限而非无限的,其对象范围的大小由宪法语词所指涉事物的本性而定。

   模糊性的英文表达是vagueness, 它表明特定语词的含义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之一:说话者的意图和听众对所说话的含义的看法。在特定环境下说出一句话,如果说话者或听众不知道将这句话用于具体情况时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模糊的。语言越模糊,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内容没有被意图或看法所支配,意图或看法就没有为这些内容是什么提供导引。宪法语言的模糊性预设了这种关于语词含义的理论,如我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规定,美国宪法关于平等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自然语言中所使用的很多语言的含义不是习惯、意图或看法的含义。如关于“死亡”一词的习惯含义是心脏停止跳动、停止呼吸并失去了知觉,然而当医生告诉我们,一个触电后被立即送到医院的人或溺入河水不久即被捞上岸的人,心脏停止了跳动、停止呼吸并失去了知觉,这意味着这个人真的已经死亡了吗?当他得到及时抢救而苏醒过来时,就证明了我们关于死亡一词的习惯含义不适用于这种情形。因此,“死亡”一词的含义是由死亡这种现象的本质来决定的,而不取决于习惯上的理解。宪法语言的模糊半影(the vague penumbra )是一种客观事实,宪法中总存在着一个语词的习惯含义无法指涉的领域。然而,按照上述语词含义的非习惯主义观点,不存在语词含义的不确定领域,那些模糊半影的含义是由语词所指涉的事物的本性来决定。

   现在考察一下关于说话者的意图与听众的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假如我说了一个词“老虎”,并用笔在纸上按照我心目中的老虎印象画了一个老虎图例。当我使用老虎这个词时,我想指的是具有共同特征、共同本质的这类动物,尽管我对这类动物的共同特征和本质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使用这个词时所意指的不只是那些符合我心目中的老虎的动物,而是所有真正具有同类本质的老虎。当我将我心目中的老虎画在纸上时,我希望你按照老虎的本性来理解我所使用的这个词,也就是说,你应该将这个词理解成具有老虎本性的这类动物,而不管是否符合我所画的那个老虎图例。在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发现了与我所画的老虎图例不一样而本质上属于老虎的动物时,你仍然要把它看作是老虎。

   因此,关于宪法语词的含义我们不能从其表面看起来那样去加以理解。宪法条款的措辞确实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然而,如果这些条款的含义是由其所指称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而不由制宪者意图或读者的看法决定的,那么在对宪法语词的正确解释中,就不能因其措辞的模糊性而提出不确定性的主张。如果有人怀疑宪法语词含义的确定性,这种怀疑不是来自于宪法语词的模糊性,而是来自于宪法语言的开放结构(open texture)。23我们说宪法语言具有开放结构,是指它的语言具有超越当前人们所理解的含义,就是说具有许多未来无法预料的可能含义,正是这种无法预料的可能含义,给解释者一种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之感。

   不确定性的英语表达是ambiguity,意思是含义或意图的不可确知性、变化无常性,相当于uncertainty。24不确定性可分为隐藏的不确定性(latent ambiguity)与明显的不确定性(patent ambiguity)。前者是指不确定性不直接出现在文本的语言上,而是当文本被执行或应用的时候才间接地显示出不确定性来,这种不确定性也叫做外在不确定性。后者是指不确定性明显地直接来自于文本的语言上,这种不确定性也叫做内在不确定性。内在不确定性容易把握,因为从文本的语词中就能发现明显是相互矛盾的表达,解释者可以根据实际选择其中一种表达并将其适用于具体情况。当一个文本的语词含义具有外在不确定性时,解释者就无法穷尽这个词的含义,因为当这个词的含义取决于未来的语境时,解释者所面临的不是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法选择。

   对宪法条款中这种外在不确定性语词的解释的困难因这些语词所具有的价值承载性而进一步增大。许多宪法语词都是评价性的,含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在里面。价值是组成一种社会习惯的个人主观信仰或许多人的共同信仰,与“老虎”一词指老虎这种客观实体不同,价值——如“平等”——没有独立的存在物,缺乏有形的实体,它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所意指或所认为的一种观念。由于不同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制宪者赋予宪法语词的价值很可能与释宪者对该语词所理解的价值不一样。因此有学者主张,制宪者之所以使用具有宽泛的不确定性概念的语词,就是为了让后代用他们的价值来填补制宪时的价值。25这种观点引起了很多质疑和反驳,不过这种观点与目前的讨论相关的是,如果承认事物的本性可以引导语词含义的话,具有价值承载性的宪法语词的含义就不需要填补了,因为这种语词的含义内化于其所指称的事物的本性之中,宪法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之本性限定了宪法语词的内涵和外延范围。

    

   四、宪法文义解释困境的出路

   尽管作为文义解释对象的法律语词的特点在宪法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给宪法文义解释带了的困境更为复杂,通过上文对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即宪法语词特点的深入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发现突破这一困境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途径。

   尽管宪法语词的概括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给释宪者确定宪法文义带来了诸多困扰,但这些语词所指涉的事物之本性为释宪者摆脱困境指明了方向。事物的本性或本质,亦即“事物的本然之理”,是指内含于事物本身之内的正确道理。Bockelmann如此界定:在每种处境、每种事态、每种人类的追求及历史的倾向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正确的判准,我们应该探询它,它是内在于事物中,而非超越事物之上。Dernburg认为,生活事态在其自身之中带着自身的尺度和秩序,人们将此内在于事物自身的秩序称之为事物本然之理。26事物本然之理,或叫事物的本质或本性,是整体法秩序成立的基础,因为法律既然要规范社会,自然必须遵循着万物的道理。

   宪法语词的含义是由其所指涉的事物之本性决定的,而不是由习惯、说话者意图或听众的看法决定的。制宪者使用一些抽象、简洁的语言只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发明一种能精确地表达事物本性的语词,正如加达默尔所说,“没有一种人类语词能以完善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精神。”27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想用那种语词来传达他们所希望表达的观点或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想授权后代用他们的价值去填补这些空洞的语词,因为这些语词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而是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们的含义能由其所指涉的事物之本性来引导。因此,释宪者在对宪法语词进行解释时,实际上不是在解释宪法的语词本身,而是在探寻这些语词所指涉的事物之本性或本质是什么。正如迈克尔·S·摩尔(Michael S. Moore)所主张的那样,当法院在解释指涉平等和自由价值的条款时,应该寻求自由和平等的真正本质。28

   事实上,通过事物之本性或本质来克服由宪法语词的特点所带来的文义解释困境的做法,在一些案件中得到使用。美国的麦考罗诉马里兰(McCulloch v. Maryland)一案29的判决,即是以宪法语词所指涉的事物之性质为基础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明确指出,宪法的性质要求,宪法条款仅能勾勒出宏伟纲要、指明重要目标,并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推断出组成那些目标的次要成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正在阐释的乃是一部宪法。在该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拥有这种不言而喻的权力(即通过制定联邦法律成立银行的权力——作者注),而这些权力则是政府为履行宪法明文授予它的特权所合理必要的权限。该案是典型的按照宪法语词指涉的事物性质进行解释的案件,即根据宪法关于联邦政府权力规定的语词中,去解释这种规定的本质是什么,进而得出相应的解释结论。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德恩伯格曾提出下述见解,“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活关系本身就含有它们自身的标准和它们自身的内在秩序。隐于这种关系中的内在秩序被称之为‘事物之性质’。善于思考的法学家在没有实在规范或规范不完善或模糊不清时肯定会诉诸这一观念。”30

   不过,通过宪法语词所指涉事物之本性或本质来解决文义解释的困境亦非易事,它以释宪者准确捕捉宪法语词所指涉事物的本性或本质为前提。不仅宪法语词背后隐藏的事物本性因释宪者领悟力的差异而难以正确把握,而且即使宪法语词指涉的事物之本性是固定的,但将同一宪法语词运用于不同案件时,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以下案例即可说明这一点。

这是1908年美国的Muller v. Oregon案。31俄勒冈州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任何工厂或洗衣店雇佣妇女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有一工厂雇主Muller被指控违反州法而被地区法院判罚10美元,该判决得到州最高法院的肯定。Muller认为这项法律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所保护的合同自由,于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此案的争点是限制妇女劳动时间的法律是否侵害了宪法所保护的合同自由权而构成违宪?在此案之前即1905年的Lochner v. New York案32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限制工人劳动时间的法律必然干涉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合同自由权利,判决禁止或限制合同自由的州法违宪。在Muller案中,俄勒冈州政府聘请了著名律师Brandeis为其辩护,法院采纳辩护人的意见,判决俄勒冈州限制妇女工时的法律合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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