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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少人养一个官?

更新时间:2003-11-26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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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的官民之比:西汉时为1:7945,唐高宗时为1:3927,元成宗时为1:2613,清康熙时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当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为1:28。例如陕西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经济越是落后,财政供养人口越多: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之比在1:20以下,有的县如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官多车也多:一般各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五大班子共有县级领导约40人。一般每县有车200辆左右,年费用600万元。仅行政干部的“官车”一项费用,一年就是4000多个亿。屁股和嘴巴每年消耗财政6400个亿。

    

  干部多造成体制性干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吃饭财政和发不出工资在各地是普遍现象。

    

  例如,湖北省监利县总面积3238平方公里,总人口142万人,辖24个乡镇。1999年全县有党政机构99个,其中党委机构19个,政府机构80个。财政供养人口28481人,全县财政总收入2.2亿元,扣除列收列支体制上缴等,可用财力1.2亿元。如果每年按人均6000元费用计算,全县共需1.7亿元。

    

  再如,湖南省华容县全县总人口70万人,辖26个乡镇,464个村场。1998年4月全县财政供养人员1.5万多人,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元左右。党政群一级机构60个,二级机构、副科级单位25个,代管单位20个,每次发文都要打印159份,县委迫于吃饭财政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行政事业单位轮换下岗制度”的决定。

    

  更有甚者,不算特别典型的四川省木里县,作为民族自治县,国家级贫困县,县总人口10万人,2002年财政供养人口达8000人,财政收入只有1500万左右,而全年支出最基本需要5000万左右,国家每年拨款资助,而每年都要超支1000多万元,基本都吃属于国家财政补助,相当于发达地区在养着这群人。而该县据我所知,光单位用的豪华越野车就达200辆,想一部官车一年费用最少5万元乘以200就是1000多万。各个部门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地区和到省里要钱!该地区有17个县市,情况大体如此。

    

  而如西藏等省,财政全部靠内地补贴,官僚机构非常发达,当地吃皇粮的人收入居然颇丰,。当然,这是民族地方,国家对民族地方主要政策就是出钱!西部贫困原因大约在此,却也拖了内地不少负担。

    

  机构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金森不无讽刺地说:“部门人多不要紧,他们之间总会制造出工作来的。”

    

  何以形成世界上最大官僚机构?

    

  中国官僚机构之巨大,举世闻名。人大代表们曾以“二十八人养一个”的官民比例尖刻提议,政府多次机构改革,总摆脱不了“精简——膨胀——精简”的命运。机构改革为什么改不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就如关云长在“刮骨疗毒”,这是在刮自己的肉啊!没有勇气与决心谁为此?机构改革侵犯的是一些即得利益者,谁把着改革权?是“上改下”还“下革上”?“上改下”改不了的官僚,改成了“下岗”、“三农”等诸多社会问题。从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怎么形成的,就可以分析出这“机构改革”为什么改不了。

    

  凡是实行“中央集权”制必须依靠“命官”来维持中央的权威,官命的越多,管的越细,中央就越有权威,“中央集权制”决定了这个社会必然要有许多官僚一级管一级。有人会问:秦始皇以后的社会都中央集权制,为什么历代的官僚不象现代这么多呢?应当这么说:现代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社会,从机构的社会分工来看,古代的政府许多事是不管的。如:教育、土地等等,政府之外还有许多民间中介在维系着社会道德。因此,自秦后虽然是中央集权制但也是“精小”政府。而高度中央集权制则细到“户籍身份”、“个人档案”、“婚姻”、“教育”、“言论”全部统包,机构不能庞大人员不能不庸肿了。“僧多粥少”形成了公务员待遇低,一些有“罚款权”的部门想方设法创收,造成政府“公信力”越来越差,越基层的贫民越苦。

    

  若再深究其根源,至少有以下几点是至使机构膨胀的根源:

    

  1、官僚化。

    

  建国之后,国家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实行了全面的官僚化,都有行政级别。这种官僚化对社会风俗影响极大,“官本位”由而此定格的,在中国“当官”的意识强于任何国家。

    

  2、就业分配制度。

    

  就业分配制度由来已久,到现代由于中央政府能力不及而取消。一是毕业生由国家统包统分,二是军转干部由国家统分,国家分配造成了行政机关冗员。

    

  3、政府管理的范围越来越细密。

    

  从现代来看,政府管理的范围没有收缩的现象,反而是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多越不稳定,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就要另设新部门去管他。越管问题越多,部门法层出不穷,社会越不稳定构成了恶性循环。古代社会法律简单,大都与道德风俗相关,有许多事是民间自律来解决的。

    

  4、政府职能利益化。

    

  某些政府部门垄断了巨大的利益,变成了“公司”,有一段时间这些机构又利用自己的职权成立“创收”的二级机构(至今还有许多二级机构未能完全行政职能脱钩),油水之足令人趋之若骛。执法部门与“罚款”、“创收”等经济利益挂钩,成为部门创收的依据,保护垄断既得利益。而古代极少看到政府“罚款”、“创收”之类的事件,执法主要是以没经济利益的“刑罚”为主。政府不维系社会的道德人心、做公益事业,而热衷于“罚款”是中外古今所少见的。

    

  至今官方对“义利”的认识不明确,有许多政策是鼓励“公款私投”“公款私分”“公企私卖”的,“招商引资”、“圈地运动”成为官场时尚。立足于“经济”是小政府变成大政府、“利益化”政府的关键,而以维系社会公正、道德世风、国家安全稳定,不管“经济”,则是形成精小政府、信用政府的关键。

    

  为官需要重义轻,一介政府更应该重义轻利,义与利只有一个选择,谁的政府选择了“利”就意味着垮台。

    

  5、升降无度。

    

  中国现行的官吏制度可以说“能上不能下”,在古代还有个贬官制度、告老还乡制度。经常使用“升官”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将会导致“官多为患”。而古代中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其一是官爵分家,有的只授予爵位而不给官职以示奖赏,如此设爵则不乱其职分;二是候补制度,没有缺位时留名候补;三是建立考核与弹劾监督制度;四是,科考取仕,中央统一命官。

    

  6、官吏地方化。

    

  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官吏分级任命造成了“诸侯”、“单位”官,地方官员没有中央政策法律,眼里只有上级,殉情枉法、以权代法的事件经常发生。为了独霸地方政权,甚至出现了县政府查封中央喉舌报刊《人民日报》的事件,更不用说县级政府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搞“开国大阅兵”之类笑话了。于是士为“诸候”所谋利,则不国分忧,单位、政府、国家取贤不一,则“官们”五花八门。一任地方长官提拔一批心腹走了,第二任又提拔一批,于是官吏越来越多,不知是为国举贤还是为自己结党?故此,官吏经国家而举非常重要,历代都十分重视这点。古语:“唯名与器不可假与人,天子之所司”。应该看到官吏结党营私,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7、法制上不重视。

    

  建国之后,极不重视官吏制度。宪法加了很多意思形态上的东西,而对于“官制”却一字不提。以至于现行的官制乱七八糟,有叫“主任”的、“局长”的、“书记”的不一而同,光从这些称呼上来看,你不知道他们谁是管事的。而一个十来人的单位,有的一个“主任”配五六个“副主任”一个书记,几乎全是官。官无定制,加上机构合合分分、建了拆,拆了建,造成今天这样混乱的局面。而在古代每个朝代立朝之初就有一部“官制大宪法”如《周礼》,当成祖宗遗训历代遵循,这些保守的祖宗遗训成为限制政府机构膨胀良方。

    

  宪法的作用与历代“祖宗遗训”的作用是一样的,是为集权自我约束而设,不是为了限制民权而设。而这种限制主要是来源于道德习俗力,因为最高集权之上是再没有人能限制他。昔日,大臣以“祖宗遗训”劝君王守制,今日不当“宪法”劝政府遵宪法么?谏臣是谁?不管是“祖宗遗训”还是宪法,都不方针对人民,而是为了推行善政、江山永固自我约束。特别要是对每介政府难以自身约束的官吏制度,这一剂预防药远比“刮骨疗毒”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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