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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从“迪拜奇迹”到“阿拉伯之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难者们

更新时间:2014-05-07 22:28:52
作者: 殷之光  

    

   消费主义与伊斯兰的困境

   迪拜从各方面打破了世人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成见:这里的新兴富人从不掩饰他们对超级跑车、大引擎SUV、奢侈品消费和宽敞住所的巨大胃口,这股消费主义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中。穆斯林妇女曾经低调的头巾与长袍如今都来自国际时尚品的制造商,如Burberry, Hermes, Gucci, LV等,黑色长袍无法盖住新生代穆斯林女性一如帕丽斯希尔顿般对时尚品位充满着向往。甚至最为虔诚的麦加朝圣也成为彰显个人的财富的一个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航空公司、地区管理机构、酒店、旅行社等等在内的数十亿美金的产业链。

   在外界看来,迪拜是"黄金之城"和"亮闪王国"。而迪拜自身除了抱有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加坡或香港这样的野心外,似乎也不排斥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拉斯维加斯。当你站在哈里发塔的顶端俯视时,它看起来已经达成所愿,然而回到地面,这个城市多少也有其回归现实的一面。首先是有如加油站一般林立的清真寺,日复一日在准点大声广播,号召穆斯林进行祈祷,一天五次。在老城区Deira和Bur Dubai的街道上布满了各种兜售便宜衣物、五金产品的小商贩和印度小饭馆。虽然,这个区域坐落于现代化的港口边上,但是从这些杂乱无章、文化交融的场景中,我们也还能看到这个城市不久之前的影子:一个海盗与走私者们的天堂。

   纵使拥有现代化构造的外表,迪拜依旧是一个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其领导人依旧是那个自19世纪以降便受英帝国委任统治这一区域的马克图姆家族(Al-Maktum)的传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酋长国一样,这个国家的稳定极大依赖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伊斯兰属性、社会福利和父权社会秩序。领导人的合法性仍旧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他与臣民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与私人家族企业有许多共同点,健康的财务状况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管理层和家族企业领袖有着紧密联系。实际上,迪拜的现任酋长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马克图姆很乐意视自己为"CEO酋长"。由于酋长即是国家主权,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在这一特殊政治模式下,迪拜的"国"与"私"之间的壁垒便没有那么明显。除了将迪拜这一城市国家当作一个巨大的企业来运作之外,在这一政治权利保护下的私有经济也与酋长制的父权社会结构有着诸多联系。对于马克图姆酋长来说,不但是要把迪拜这一个属于他(及其他家族成员)的大型"公司"运作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全球都市"并在地区间发挥其贸易、运输、旅游和金融的枢纽作用。更还要将迪拜"公司"旗下那诸多由他自己和他子民们控股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运营成功。

   为了进一步鼓励这种自由贸易与投资行为,迪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革,以求能够在伊斯兰教法之外,建立起一套较为符合国际交易规则的金融与经济法规。它发展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以及20多个特别自由区的模式正在被这一地区广泛复制。为了安置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迪拜在划定的区域内开创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根据2004年修改后的阿联酋联邦宪法建立起来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用于吸引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并为其提供区域性的金融服务。通过成立DIFC,迪拜政府进一步改革,为国际投资者及其股票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DIFX),一个独立的证券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及法律中心,DIFC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特别的司法系统---在DIFC里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联酋民法。在2005年这个做法又被卡塔尔当局采用并建立了卡塔尔金融中心(QFC)。

   对于以贸易为主的迪拜来说,寻找一个美元以外的投资途径其意义远远不止维持金融产品投资多样性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能够为阿联酋提供多极化的发展模式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可能。按照伊斯兰律法,穆斯林世界的金融产品投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而且投资不能牵涉一切违反穆斯林戒律的行业:诸如赌博、色情、猪肉、酒精等,同时也不能涉及其他具有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这一特性使得这类金融产品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有价值。穆斯林债券最为常见的金融产品抵押物便是房地产、航运业。2012年9月,迪拜政府又宣布预备发行18亿美元主权债券。而大部分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进一步扩张迪拜航运业与机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政府主权债券之外,阿联酋境内的重要大型房地产、航空航运企业也会发行伊斯兰债券(Sukuk)。然而,这种债券,从本质上与传统的资产抵押债券并无差别。同时,由于其需要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公开出售并在国际范围内谋求融资,其与伊斯兰律法之间原有的密切关联,在这种资本市场对于高流动性与破除一切制度壁垒的需求之下,渐渐的被淡化了。在巨大的资本诱惑之下,传统伊斯兰律法中,对于平等观念的保护被替换成了对于资本的保护。诸如禁止食利等的规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银行免费吸纳资本的合法性基础。虽然在意识形态角度,迪拜不断强调伊斯兰金融(Islamic Finance)甚至是所谓伊斯兰经济(Islamic Economy)的独特性。并甚至希望通过强调伊斯兰经济作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金融模式的替代产品,强调其所谓可持续性与安全性,来推广其伊斯兰债券,进而希望能够获得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广泛的话语权。然而,其运作机制与逐利本质却与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无差异。

    

   差序的世界格局与"迪拜奇迹"不平等的根源

   与一般市场开放措施不同,迪拜这一城市国家对于外来投资采取了一个关键的限制措施。依照迪拜法律,所有外来投资,如果其贸易对象是针对阿联酋境内一切酋长国,那么其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阿联酋通过法律确保每一个普通外资公司必须有一个具有阿联酋国籍的担保人作为大股东。大股东即可出资也可以仅用其法律身份参股。从这种意义上,迪拜保证了阿联酋本国人作为食利者的重要身份,并进一步保证在阿联酋境内自由流动的资金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本国国民利益服务。当然,那一系列在自由贸易特区成立的外资公司并不受到此法规限制。然而,迪拜政府规定,此类公司的贸易对象必须针对阿联酋境外。在这一区别对待政策下,迪拜作为中东地区关键贸易港的地位,不会因为其对于境内外资的限制而受到影响。同时,仍旧可以保证它作为贸易港口而产生的其它诸如物流、仓储、人工、服务等经济效益继续服务国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迪拜作为食利国家的特性,不但来自于其对于国内石油资源的消耗与分配上,更体现在其对于其他经济资源的"国有"控制上。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眼中,这个持续了20年的两位数GDP增幅奇迹非常值得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湾国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主要依附石油产生经济红利的国家本质给予了这些海湾国家稳定的基础。在阿联酋,迪拜奇迹让一些阿联酋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所谓"海湾共识",以求突破"华盛顿共识"。[4]但是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乐观主义。首先,这一观念体现了阿拉伯知识分子一种共有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后殖民主义的态度。对于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希望能够打破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从自身发现历史的倾向使得这一论述,包括对于"迪拜模式"独特性[5]的过分强调实际上都包含了倒叙式的重构色彩。这一论述的立论基础来自于对迪拜的经济成就的认同。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相同,这一论述并不注重在经济发展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的社会不公与对劳工的剥削,同时也并没有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纳入考察范畴之内。单纯的将经济数据的增长作为成功发展与现代化的标志,无疑是新自由主义重要的理论陷阱之一。其次,迪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倡导下的自由国际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因此,迪拜奇迹也应当归功于新自由主义促生的新经济模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最后,迪拜的发展本身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体现。大量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南亚等地的廉价劳工为迪拜提供了极为低廉的人工成本,并全面支撑起了这一食利国家的各个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迪拜包括整个阿联酋才得以有源源不断的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及南亚的劳动力资源。

   实际上,在华丽的外表下,迪拜奇迹以及它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湾国家提供的社会发展方式存在着巨大隐患。所谓"迪拜模式"并不具有独特性。或者说,并无法承担其阿拉伯推崇者们所声称的,对抗"华盛顿共识"的责任。迪拜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框架,它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创造的一种新殖民政治在中东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经济利润的本质仍旧来自于金融泡沫与国际间资本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迪拜发展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却隐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在高经济增长下,迪拜奇迹的带来了以下几个矛盾: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保护民族身份之间的冲突,不断渗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保护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必要,低价人力成本与劳工权利的冲突,最后,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量和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需要。

   作为七个联合酋长国之一,迪拜在阿联酋联盟中总显得独树一帜。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在阿联酋总是有储备量中仅占2%。虽然1970年代油价飙升给迪拜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其财政收入依然极大依赖于贸易。在其他GCC成员国中广泛适用的传统石油经济战略在迪拜无法顺利进行,因为这将导致飞快面临哈伯特顶点。迪拜已探明石油储备量仅为四十多亿桶,折算到每个国民,人均大约150万美金。所以从一开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经济的多样化。这一政策导向显然是颇有成效的,目前在迪拜最大的产业包括零售批发贸易和维修,在整个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积极扩展其他领域,如金融服务、运输及旅游产业的业务。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机对迪拜的地产开发市场打击最严重的时刻,石油收入依然仅占年度GDP的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将近GDP的一半。

   所谓"全球"的观念,或者说是"国际"的观念,对于GCC的成员国来说,包含了几个层次的认知。首先,对于酋长国的臣民来说,他们直接对于部落首领(酋长)效忠。这种父权制下的社会联系是他们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接下来,共同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以及在现代才形成的GCC国家间的兄弟认同,是这种归属感的第二层内涵。这种认同感,又因为在六个GCC成员国之间人民的互相通婚而进一步加强。在GCC联盟之后,是所谓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相近的语言之上。最后,由于过去的被殖民经历,在此认同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者。这种敌视的世界观从随着1932年沙特阿拉伯独立和20世纪中叶海湾地区公国休战而开始才稍微有所改变。不过在这样一种多重世界观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就很容易被阿联酋人(甚至是众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对抗的殖民剥削,而非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进程。因此,让迪拜真正显得如此独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历来作为印度洋的上商业贸易港而固有的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鉴于迪拜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将城市当作商业化项目运营,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边缘。

从人口统计数据里我们也可以对穆罕默德酋长的战略窥见一斑。迪拜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挤满了大量游客,根据迪拜政府商业及旅游业推广局(DTCM)数据的显示,仅在2011年的第一季度,这里就吸引了230万游客。而迪拜的常住人口在同年年底才刚达到200万,其中只有10%持有阿联酋护照。以当前的本地出生率和外来劳动力人口增加水平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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