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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义:法律信念、权责平衡与法律技术:新加坡法治精神阐析

更新时间:2014-05-07 22:23:13
作者: 韩秀义  

    

   摘要:  若以结构化的研究方法来解释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内涵,可以认为,法律信念、权责平衡和法律技术构成了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基本内核。基于对人性恶的认定、对生命经历的反思和体悟、对现实制度导向和相应政治美德的坚守,新加坡精英形成了特定的法律信念。这种法律信念的基本特征是现实性、工具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法律信念的特性构成了新加坡法治精神的观念要素和推动法治建设的第一动因。在法律信念的驱使之下,新加坡精英对于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平衡性认知,即权责平衡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法律信念的载体,也是法律制度建立的轴心。同时,权责平衡也就具有了具体性和现实性、可感知和可计量的品质。在法律信念和权责平衡支配下的法律技术是新加坡法治精神的“细节化”存在,其本身具有严密且严苛的特点。但由于权责平衡原则和法律实行的“人性化”,也能够“软化”法律技术的严苛。由法律信念、权责平衡和法律技术所构成的新加坡法治精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论是研究还是借鉴新加坡法治经验,如果仅仅关注其一,都会失之偏面,进而会曲解新加坡法治精神。

   关键词:  新加坡法治精神 法律信念 权责平衡 法律技术

    

   一、问题的简要提出:应当研究新加坡法治中的什么?

   在中国台湾地区公法学者陈新民教授看来,新加坡无疑应归属到法治国家之列。[①]事实上,新加坡不仅是法治之国,还是民主之国和吏治清廉之国,更是经济发达和百姓安居乐业之国。或许因为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华人主导的社会,同时,其本身亦凝聚了法治、民主、清廉或廉洁、富足等众多令人艳羡的品质,所以,不论中国的政界还是中国的学界,都对新加坡法治保持了足够的关注,都希望从新加坡的法治经验中“取经”以为中国相应的改革设计所参酌所借鉴。

   仅从中国大陆地区法学界对新加坡法治的研究内容[②]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新加坡法治模式的描述和解释上。可由于这些解释并没有相应的解释框架或解释结构作为依托,导致了解释内容的平面化,进而使得解释结论也较为零散。在解释过程中,尽管有些学者也对新加坡法治的价值基础进行了相应的挖掘,但这种挖掘也往往停留在与西方法治文化的比较层面,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上。然而,比较与关联性解释并不能深入地阐释新加坡法治本身所具有的法治精神内核。而把握不住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内在规定性,就会使学术研究和政治借鉴失去最为基本的方向。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学,不是描红,不是复制,是要学精神。”[③]据此,若要学习新加坡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恐怕就需先将诸如鞭刑、重罚等争议颇大的具体法律举措暂且搁置,从而对新加坡法治建设过程中所信守和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做出解读,继而为中国政学两界学习新加坡法治提示或指明着重用力的方向。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可以认为陈新民教授的《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以下简称“陈书”)一书,就是对新加坡的法治精神进行提炼的一种学术尝试和努力。

   检视“陈书”目录,即可大致勾勒出新加坡法治精神的一般轮廓。除前言外,“陈书”的标题目录依次为:李光耀的法治观→新加坡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方式→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规定→新加坡肃贪的法制分析→新加坡肃贪法制的移植——台湾经验的分析→结论:一个成功的东方式法治国家。若直观分析,或可认为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大致包括“法律或法治观念”和“严密且严格的法律制度”两项;但若阅读该书的整体内容,实际上还包含了新加坡的各类精英对权力和责任关系的认知,笔者将这种认知结果概括为“权责平衡”。因此,对于新加坡的法治精神,笔者将其表述为“法律信念”、“权责平衡”与“法律技术”三个主要因素。这种提炼或概括的目的就是要结构化地阐析新加坡法治精神的核心内涵,从而明了新加坡法治建设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这种研究是结构性的而非平面化的,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既有研究“只见结果而不明原因”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

    

   二、法律信念:新加坡法治精神形成的观念要素或第一动因

   法律信念是新加坡法治建设得以展开的动力源泉。很显然,如果在治理国家的观念之中,没有法律的位置,那么,一国的法治建设就将失去最为基本的意识动力。法律信念的产生与恒久坚持,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和多样化的原因。对于启动新加坡法治建设的重要人物——李光耀(也适用于其继任者)来说,其对法律的信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对人性本恶的认定(而非“假定”)。针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关于人性善的假定、对于犯罪本质和惩罚方式的变换,李光耀先生明确地说到:“早在1946年,他刚在英国攻读学位时,就对这种属于‘感化派’社会学家所创设的理念,感觉不可思议,并认为这根本对新加坡无用”。[④]这是因为“人性本恶,这很遗憾,但我们必须设法抑制人性中的邪恶”。[⑤]当然,对于人性中的邪恶,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按照陈新民教授的解释,李光耀先生认为英国的法律体制诚然产生了许多保护人权的制度及相信被告当然无罪前提的思想,但是这是英国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文明教化后,才孕育出来的法律制度,这套规范“谦谦君子及行为端庄的淑女”的法律规范,以及在教育程度极普遍与人民已养成自动自发的英国社会,都绝不是在甫独立后的新加坡可以比拟的。[⑥]

   因为李光耀先生坚持“人性本恶”的认定,所以就必然在治国上形成倚重法律的观念,从而设身处地地挖掘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诸多特定功能,进而主张在新加坡要“严刑峻法、以刑去刑”[⑦];由于李光耀先生所认定的“人性本恶”中的“人”,是包括如他一样的精英在内的,所以,其必然主张“不论贵贱、严厉执法”[⑧];只有李光耀先生真正看到了新加坡和英国两国国情的客观差别,才会主张“法律的适时适所性质”[⑨],从而反对盲目移植他国法律。

   其二,对生命经历的反思与体悟。陈新民教授认为,李光耀对于严刑峻法的功能,应该来自于战时对日本占领军的执法印象。[⑩]李光耀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本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了三年零六个月,日本人使用残酷无情的高压统治(军管),尽管在物资匮乏、人民半饿不饱的情况下,仍然可夜不闭户,犯罪率奇低。这必须归因于日本占领军的严惩不贷,“不必藉文明行为来伪装”,使当时的人们都不敢犯罪。因之,李光耀先生坦诚:“在日治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们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动机和冲动看地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11]

   每个人在生命历程中都会遇到或体验到众多事情,但如果对这些生活经历缺少反思,那么这些事项就会如河水一样白白流逝,而不可能成为生命中具有活力或建设性的元素[12];即或有所体悟和反思,但如果这种体悟和反思仅仅局限在个人或团体的私利追求之中,也会极大地影响这种体悟和反思所能具有的力量和辐射范围。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先生对个人生命经历的反思和体悟恰恰超出了个人私利的狭小天地,而是成为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和观念资源。在这种思想和观念的驱使之下,李光耀先生才会主张或信奉“集权统治”[13],才会坚持“统一社会价值、秩序重于民主”[14]的信念。

   其三,现实制度导向和注重品行操守的精英观。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是精英主治、权力集中的国度。可如果精英缺少了道德操守,那么所谓的“精英”还是精英吗?而如果权力集中在“伪精英”手中,这样的权力行使会造成怎样的恶果?

   关于新加坡精英对现实制度的重视,郑永年教授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一般人们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当然,李光耀的作用很重要。但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并不公平。这是新加坡建国之后整整几代领导层的努力。李光耀的最大功劳就是制度建设。新加坡的权力集中并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党派,而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贡献是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制度,而不是让制度为权力服务”。[15]这种现实制度导向或许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生动例证。

   在笔者看来,如果暂且不考虑民众压力、制度规制等外部性因素,那么,规定权力运行方向和运行方式的重要力量无疑是权力持有者的品行和操守。陈新民教授所记述的下述事例或许能够支持笔者的判断:

   在1995年,有人民检举李光耀父子非法购得两栋廉价房屋,引起朝野议论纷纷。当时总理吴作栋便下令调查资政李光耀以及担任副总理的李显龙。李光耀立刻要求反贪局依法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国会讨论。目的是要将此案件的来龙去脉完全公诸于世,以杜悠悠之口,否则人民对于反贪局是否真正调查会怀有猜测之意。本案最终调查结果,李氏父子乃在购买预售屋时,获得厂商5%至7%的折扣,这种情形并非鲜见。而预售屋在盖成后,因为整体房屋价值飞涨,使得李氏父子所购得之屋越显得廉价,才引发检举。李光耀虽然平抑了社会的风风雨雨之猜测,但是李光耀更要完全切除这种后果,便决定将获得优惠的利润,以当时最高的市价折合为一百万元新币(约合70万美金)交还给政府。但吴作栋总理认为,这笔款项没有归于政府的理由,便拒绝受领。李光耀先生遂将此笔款项全额捐给慈善机构。[16]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既能够看到吴作栋、李光耀和李显龙服从法律的制度性美德和操守,又能看到李光耀先生超越制度性规定的美德或“分外善行”。而不论是哪种美德和操守,它们都是孕养真正精英的肥沃土壤,或者说,这些美德和操守本身就是判断精英是否存在的标尺之一。另外,具有良好品行和操守的新加坡精英,并不是那种仅凭某种道德优势而喋喋不休的“话痨”式政客和某种意识形态的贩卖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制度导向的“实干家”。陈新民教授说到:“阅读李光耀的政论选集,立刻会被李光耀平实的语言,单刀直入的切入问题所在的风格所吸引。不似东方社会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受到中国官僚文化熏染的中国政治人物,经常喜欢唱高调说空话,堆砌文藻,所以通篇文章摸不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向。李光耀这种‘说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态度,透过行政体系来发挥,形成真正的新加坡精神”。[17]

   正是因为这种“注重品行操守的精英观”,李光耀先生及其继任者才会“维持执政党的开放性”[18]而从社会延揽优秀人才或精英,才会按照特定的标准(即“Hair”原则[19])“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20],才会采取所谓的“高薪养廉”之制度举措吸引和监管人才;正是因为这种“现实制度导向的精英观”,李光耀先生及其继任者才会不遗余力地编织严密的法网,进而将包括精英人物在内的人民“网入”其中,并且通过极为严厉地执法加以规制。

   从形成新加坡精英法律观念的三个主要源泉来看,他们的法律信念并不是因某种高远的政治理想或形而上学的思辨所生成,而是来自于对人性的现实冷峻的洞察,从而就形成了新加坡法治特有的法律信念:对人性之“恶”的认定,既会导致对法律制度一以贯之的工具性信赖,也会坚持“严刑峻法”进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标;对生命经历的反思和体悟,既看到了“集权”的好处和权力的公共性效用,又能够设身处地地设想新加坡法律制度的具体安排,从而在法律制度和民情之间建立匹配性的关系,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特色自然蕴含其中;现实制度导向和注重品行操守的精英观,既使新加坡建立了以精英为主体的现实化、可操作和技术性的法律运作模式,又使掌握着巨大权力的精英能够对权力和责任关系持有一种平衡性或对等性认知,从而真正遵守法律规则,使权力在制度内运行,并使权力保有公共性的品格。

恐怕正是因为李光耀先生及继任者等众多新加坡精英坚守这样的法律信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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