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亡党和裂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自身体制之弊的反思。更详尽的论证和解释，可参见李永忠、董瑛：《苏共亡党之谜：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8页。

　　 [14]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30页。

　　 [15]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23页。

　　 [16]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6—27页。

　　 [17]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28页。

　　 [18]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11页。

　　 [19] “Hair”原则的内容是：H=Helicopter，这是指政府的公务员必须如同直升机一样，可以立即起飞，也可以纵观全局，代表了李光耀要求公务员要有高度的行动力，及能以宏观角度判断事情；A=power of Analysis，公务员必须具备分析的能力；I=Imagination，公务员必须具有想象力，才能破除因循守旧例的陈腐心态，随时引进新的概念在工作之中，使政府永远跟得上世界潮流；R=sense of Reality，这是要求公务员除了想象力外，亦能够具有体认现实的能力，政府毕竟是为了解决人民现实的需要而产生，许多政府工作都有现实的考虑，不能流于空洞的理论及唱高调。这也是所有刚由学校训练出来者，所具有的通病。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34页。

　　 [2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33页。

　　 [21] 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22] 秦晖：《共同的底线》，第277页。

　　 [2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20页。

　　 [24]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19页。

　　 [25] 王江雨：《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秘诀”》，载《南风窗》2013年第7期，总第485期，第98—99页。

　　 [26] 王江雨：《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秘诀”》，第99页。

　　 [27]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34页。

　　 [28]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24页。

　　 [29]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34页。

　　 [3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19页。

　　 [31]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33页。

　　 [32]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46页。

　　 [3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46—147页。

　　 [34]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47页。

　　 [35] 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61—62页。当看到这样的法律规定时，笔者联想到“自己骑单车上班，公用道路中的自行车道被各种机动车占据得如此严重，以致于骑车通行极为不便且充满危险”这样的经历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如果把新加坡的相关法律移植到中国大陆，不知会有多少车主被罚得“倾家荡产”？但问题是，新加坡的法律能够径直移植吗？如果要移植的话，其前提条件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恰恰不能简单化和意气用事，所以，就需要结构性地解读新加坡的法治精神。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36]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06—108页。

　　 [37]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08—112页。

　　 [38]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12—114页。

　　 [39]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96—102页。

　　 [40]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18—127页。

　　 [41]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27—128页。

　　 [42]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28—129页。

　　 [4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30页。

　　 [44] 转引自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79—182页。

　　 [45] 转引自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69—170页。

　　 [46]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85页。

　　 [47] 《李光耀政论文选》，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87—88页。

　　 [48] 王江雨：《法治，还是严刑峻法》，载《南风窗》2013年第10期，总第488期，第95页。

　　 [49]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序：新加坡精神—‘就这样干’（Just Do It!）”。

　　 [5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37页

　　 [51] 为了最大化地克服欠缺实地考察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使用了曾经实地考察过新加坡的学者（如陈新民教授）和生活工作在新加坡的学者（如郑永年教授和王江雨博士）的相关文献。特此说明。

　　  

　　 韩秀义，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